論IMF預測報告後政府應有的作為

圖/本報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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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國際貨幣基金(IMF)發布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將我國今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從去年10月份預估的1.9%下修至-4%,由於IMF對我國經濟成長率預測的修正幅度是國際主要研究機構之最,遂引起國內輿論的高度關注,也使得「經濟預測」這項充滿神秘感又複雜的學問,再度成為各方討論的焦點。

IMF報告指出,新冠病毒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雖和戰爭或政治危機一樣,具有「影響期間」和「衝擊程度」難以預料的高度不確定性,然而此次疫情所造成的全球經濟損失,卻是其他事件無法比擬的。首先,目前疫情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是由攸關人類健康及一連串防範措施所引起的,相較於過去由金融危機所引發的經濟衝擊,此次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更為廣泛而劇烈;其次,有別於歷次所發生的經濟危機,各國政府可以藉由不同的經濟政策刺激景氣,但要扭轉這次疫情所帶來的經濟震盪,先決要件是必須對病毒的蔓延取得有效控制,之後才能合理預期各項振興政策可以發揮刺激需求的效果。易言之,倘若疫情無法獲得有效遏制,再多的降息和撒幣,政策效果都可能極其短暫且有限,更可能因此埋下未來經濟再次衰退的種子。

國內對於IMF大幅下修我國今年經濟成長率的反映不一,許多行業因為受到疫情影響,營收出現大幅衰退,甚或早已暫時歇業或倒閉,故對於IMF預測數字的感觸頗深;反觀政府官員則多認為IMF報告脫離現實,忽視了我國的防疫成效,以及後續即將上路的振興政策,更有官員表示現在做經濟預測宛如「擲筊」。持平而論,官員用擲筊形容經濟預測,或許只是想用庶民語言來描繪當前執行經濟預測的困難度,但此等發言容易讓人覺得政府官員對經濟預測的輕視,只急著為政策辯護,倘若如此,則可能扭曲了國際機構欲向世人提出示警的本意。

從古至今,探索未知是人類的天性,這也是人類何以能發展出地球上其他動物所沒有的文明與科學成就的原因。從古希臘時代各國發動戰爭之前尋求的德爾菲神諭(the Oracle of Delphi),再至晚近的天氣預測,皆反映出人們基於生存而渴望預見未來的需要,而經濟預測在現代商業化社會更有著不可取代的功能,小至個人理財、公司營運規劃乃至政府穩定民生經濟等,經濟預測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指引角色。此次IMF預測報告所掀起的輿論關注,或許也正是讓我們重新檢視政府執行經濟預測表現的絕佳時機。

2012年國內有兩名學者即針對主計總處的經濟成長率預測績效進行研究,研究成果登載於中研院經濟研究所發行的學術期刊。根據學者的研究發現,主計總處在經濟衰退期間,容易對新訊息反應不及,從而高估經濟成長率預測,反觀在經濟擴張期間,則可能因為過度悲觀而低估經濟成長率,相較於90年代,此現象在2000年之後更為明顯,顯示我國官方的經濟預測績效確實有改進的空間。

實務上,各國政府和研究機構在執行經濟預測時,會先蒐集許多和「預測標的」有相當程度關聯性的經濟指標,並利用經濟模型來衡量預測標的和經濟指標之間的結構關係,最後再對經濟指標做若干假設,進而透過模型推導預測標的的可能變化。舉例而言,假設「出口值」是研究人員關心的預測標的,且其變化只受到匯率的影響,則研究人員可先利用模型衡量匯率對出口值的影響幅度,並針對匯率進行假設之後(例如升值2%),即可利用模型預測未來的出口值。值得注意的是,前述流程只是經濟預測的原則,實際執行預測時,通常不會直接採用模型導出的預測數字,而是需要經過「專家微調」後(學術圈稱為「常數項」調整),才會確定最終的預測結果。

關於專家微調,前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在其自傳中曾有一段生動的描述:「用經濟模型做預測時,如同使用相機拍攝靜止不動的對象,當攝影對象移動了,照片就會模糊不清。」由於經濟環境總是變動不定,模型通常也只能捕捉特定時點下經濟變數之間的結構關係,因此如何善用新的外部資訊作為更新經濟預測的反饋,以提升預測的精準度,更顯重要。

自疫情爆發以來,我國政府以多項超前作為贏得國人和國際社會的讚譽。我國經濟成長動能主要仰賴民間消費和外部需求,疫情發生至今,儘管國內防疫工作有不錯的成效,但內需消費受到重創已是不爭的事實,關店、裁員、無薪假等新聞已不時傳出。我們認為,政府應將IMF對今年全球經濟展望所做的最新預測,視為是疫情對經濟衝擊的另類劇本,進而重新審視在維繫我國產業發展與民生經濟工作上,是否已和當前的防疫作為一樣,已做好超前部署的充分準備,與其花費精神提出不同的資料反駁IMF的預測結果,不如積極推演未來可能發生的各種情境,如此才是政府應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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