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衝擊下的財政政策

圖/Unspalsh

2019年底開始,新冠病毒疫情從中國武漢爆發,而後向世界各國蔓延,造成生命財產嚴重損失。面對人類史上罕見的疫病,各國政府為了捍衛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防堵疫情避免在國內擴散,紛紛於國境築起高牆,「地球不再是平的」,人員流動受到嚴格限制,旅遊、觀光、航空各業首當其衝,急速萎縮。生產與供應紛紛斷鏈,產出與消費大幅衰退,失業率飆高,已為全球普遍現象。

面對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國家運作遇到危難,全球化陷入風暴,各國政府當然不能放任不管,紛紛採取必要因應措施,寬鬆貨幣政策勢不能免,大幅降低利率、擴大專案融資,以期降低企業資金周轉壓力。

然而更嚴重的問題,不在民間資金不足,而是投資機會缺乏,有些資金落入流動性陷阱中無法自拔,縱使接近零利率,甚至實質負利率,由於經濟前景不明,充滿不確定性,故難激勵投資振衰起敝。

處此非常時期,採取量化寬鬆(QE)的貨幣政策,難以產生具體效果;強調年度預算平衡,必須暫且擱置。

追求景氣循環的財政平衡,透過擴張性赤字財政政策,包括公共投資、財政補貼與移轉性支出等,應該算是時候;卻會飆高政府支出規模,產生向上「移位效果」。

然在稅收無法有效支應,甚至採取減免稅措施下,必然因財政赤字帶來債務累積,有債留子孫之虞;故必須慎重其事,加強透過成本效益評估,選擇適當的政策方案,而非不計代價的推動,以期將錢用在刀口上。

無論是防疫期間重在紓困,或是疫後加強經濟振興,雖然師出有名,卻往往被質疑「撒錢」,故而經濟效益與分配公平不可不顧。例如應大力推動與民間投資具互補性的公共建設計畫,而非取代民間消費與投資,將能提高公共投資的生產力,使弱勢團體及偏遠地區相對獲益;並加強全民監督,避免官僚決策與官商勾結造成政府失靈現象。

適當的財政政策規模須多大?其金額占GDP的比率要多少?須視各國情況而定。台灣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下,編列600億元的特別預算,後來又追加了1,500億元,再加上1,400億元的政府基金及移緩濟急之經費,合計為3,500億元,卻只及GDP的1.8%,未來雖仍有加碼可能,然與主要國家(例如美、日)約占GDP的10%相比,實屬相對偏低,或許與疫情衝擊較小有關。然而,如何將經費公平有效率的運用,其重要性更甚於預算規模大小。

就防疫期間言,除了加強防疫、避免擴散外,對於經濟活動受到嚴重打擊者,動員資金予以協助,政府當責無旁貸。例如對受創嚴重的旅遊、觀光、娛樂、交通等業,以及中小企業,提出紓困方案,包括利息補貼與直接補助,讓其度過難關。

對於總體經濟中之消費萎縮及失業增加,政府以發放現金、消費券、失業救濟金等方式,提升民間消費能量,真正增強有效需求;尤其對窮人急難補助,使其免於生存恐懼,增進社會的安定性。

由於紓困與振興經濟為首要目的,排富並非重點,故適用對象與標準不應過於複雜。

為了避免錦上添花,政府只需宣告將繳納綜所稅採用40%最高稅率者排除其適用,自然能夠達成排富目的,避免因執行成本過高而失焦,拖累政策目標之達成。

針對受衝擊的產業,政府乘勢加強人才培訓補助,以期提升未來生產力。其實,人民及企業平時向政府繳稅,有如買保險,社會一旦發生全面性、突發性、破壞性事件時,政府就應透過財政政策予以協助,分攤與分散社會風險,當然責無旁貸。

就疫後經濟復甦與振興言,除了要填補因疫期壓抑需求而產生缺口外,政府更積極的作為,主要著重在加速推動具經濟效益的公共基礎建設,透過有效需求增加及乘數效果,短期可以刺激經濟景氣,增加就業機會,產生反景氣循環的功能;長期推動與民間投資具互補性的基礎建設,展現公共財性質,避免與民間競用資金,擴大生產能量,方能加速經濟成長。若是非常時期之舉債建設,能讓後代子孫受惠,也就無損於世代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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