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時代待調整的治理政策思維

後疫時代的治理政策,全民健保制度存在許多值得加以調整之處。圖/本報資料照片
後疫時代的治理政策,全民健保制度存在許多值得加以調整之處。圖/本報資料照片

新型冠狀肺炎爆發迄今超過一個季度時間,疫情從亞洲、中東至歐洲、美洲等地區,快速擴散不斷蔓延,不但確診病例人數急劇增加,而且死亡人數更是倍數成長,頗有燎原之勢。面對疫情威脅之下,部分國家在治理政策上從疫情爆發初期的冷眼旁觀、隔岸觀火,至疫情延燒之後因應防疫的醫療設備嚴重缺乏或物資供應捉襟見肘,甚至被迫採取緊急徵調或搶購,造成全球經濟失序、產業失調,可以說是呈現1930年代全球經濟蕭條以來最混亂的格局。

無庸置疑,台灣面對此次疫情衝擊之下,除了設置中央防疫指揮中心採取統一調度,落實執行各項防疫措施之外,因應疫情全球擴散蔓延所可能帶來的經濟衝擊,特別通過防疫特別條例及編列特別預算,同時彙整政府公務經費與整合相關基金,共同投入紓困與振興計畫。由於台灣在防疫治理政策上所進行的超前部署規劃,頗為受到國際社會矚目,成為許多國家政府欽羨的學習典範或國際媒體報導之焦點話題。

儘管目前台灣已經初步抑制疫情所帶來的衝擊;然而面對未來全球環境風險逐漸成為常態,以及地緣危機與日俱增無減,尤其台灣受到先天條件薄弱,加上國際待遇不利之下,從此次防疫經驗中,個人認為未來在治理政策思維上,其實仍存在著許多值得加以調整之處。這些包括:

其一,翻轉國土規劃模式。此次疫情突如其來,許多國家擴散之快、蔓延之速,尤其是人口密集的大型都市受創之重、受害之深,前所未有。雖這些國家採取封城、管制措施,杜絕疫情擴散蔓延,但卻又因工作活動限制、資源支援受阻,而呈現混亂失序現象。因此,在後疫時代國土規劃政策上,需要從致力超大型都市快速發展,調整為重視與中小型都市之協調共生。如此一來,一旦遭遇任何衝擊,始能在因應措施選擇上更加具有彈性空間,同時讓不同規模的都市能夠充分發揮互補相互支援功能。

其二,提高經濟風險韌性。由於疫情持續延燒,全球各國無不大幅下修今年經濟成長,主計總處從年初的2.7%下修至最近的1.8%之下,甚至陷入「保1」挑戰。事實而言,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全球經濟環境急劇變化,面對不確定性風險日益提高之下,與其重視經濟成長幅度的多寡,不如強調經濟風險韌性之有無。換句話說,在後疫時代經濟政策規劃上,必須從降低經濟所受到的衝擊,調整為如何構築經濟受到衝擊之後能夠呈現快速復甦能力,讓先天條件較為薄弱的台灣經濟在因應危機來臨時,更加具有安全性或挑戰性。

其三,改革全民健保制度。面對疫情衝擊之下,由於現行全民健保制度加持,使得台灣能夠順利超前部署,打造頗完善的防疫體系。不過,我們期待的是,在既有醫療資源條件下,打造全民健保制度成為提供醫療兼具肩負因應公共衛生風險能力。若此一觀點成為共識,則現行全民健保制度必須改革,從扮演提供全民醫療「充分給付」的角色,調整為肩負建立公共衛生「安全保障」之責任。亦即從「社會福利」理念轉型為「社會保險」思維,如此始能長期因應各類公共衛生危機,甚至解決全民健保財務黑洞。

其四,建立物資安全供應。隨著疫情擴散蔓延,物資供應在生產斷鏈下受到波及,其中糧食供應安全與否,已成為自給偏低國家的擔憂。台灣亦不例外,在四大糧食中,除了稻米之外,黃豆、小麥、玉米皆為高度仰賴進口供應,加上配合加入世貿組織(WTO)開放稻米進口,以及鼓勵農地休耕,導致稻米自給從1998年的79.2%下降至2018年的67.2%。試問,面對全球環境風險日益難以掌控,尤其因應部分國家為求自保禁止物資出口之下,如何建立物資安全供應體系,是後疫時代政府責無旁貸之任務。

其五,加強新興科技應用。在圍堵疫情過程中,雖中央防疫指揮中心呈現有條不亂調度能力,加上地方充分協助配合支援,但其實是數位科技扮演更為關鍵的角色,例如:病毒的分析與統計、病例的篩檢與監測等,使得疫情能夠有效掌控。因此,在後疫時代產業政策規劃上,必須納入防疫科技產業,包括:整合生技與疫苗製造、公共衛生與資訊基礎建設等領域,如此將有助於促進資訊電子產業轉型提高附加價值,進而藉此拓展全球防疫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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