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國發會射七箭的看法

新冠疫情改變了近半世紀自由化、全球化的走勢,全球貿易版圖的消長恐已難免。圖/美聯社

總統於日前就職,這一波內閣改組也已底定,國發會前主委陳美伶於辭官前一個多月諮詢業界、學者及智庫,並召開多次專家諮詢會議研擬了「後疫情時代台灣經濟發展對策」,於臨別前射七箭,期使疫情過後的台灣能站上世界中心,其用心可嘉。

不過,政治向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對於新閣,將卸任者的建言多半是馬耳東風,陳主委於官場打滾了大半輩子,對此自應了然於心。那麼,何以還是於臨別前提出這麼一份報告?顯然是一個多月來的研究有重大發現,如鯁在喉,不得不言。

自年初以來,各國因應這一波疫情(COVID-19)所採取的封城、封州,已導致貿易衰退、生產斷鏈,首季以季增年率(saar)觀察,美國經濟成長率為-4.8%、日本-3.4%、韓國-5.5%、台灣-5.9%、中國大陸-33.8%,全球所受衝擊為大蕭條以來僅見。令人擔憂的是,這個空前的衝擊除了帶來景氣蕭條,也改變了近半世紀自由化、全球化的走勢,全球貿易版圖的消長恐已難免。

這場疫情除了讓各國經濟衰退,也動搖了全球化的思維,前者猶可藉振興方案加以紓解,但後者則需調整戰略方能因應。這好比1950年代,發展中國家究竟該採出口導向發展輕工業?或者採進口替代發展重工業?各方看法不同,經濟部長尹仲容獨排眾議,發表「台灣經濟的困難與出路」一文力主發展外銷工業,這個選擇讓台灣經濟快速起飛,同時也使得台灣得以躋身亞洲四小龍。

當然,隨著時代往前,台灣不可能只發展水產罐頭、糖製品、成衣、鞋襪這類輕工業,1978年李國鼎起草「科學技術發展方案」,建議行政院設立科學園區,發展半導體產業,在行政院長孫運璿支持下,兩年後新竹科學園區成立,1986年行政院以開發基金投資一億美元設立台積電(TSMC),並請張忠謀主持大計,與此同時,科學園區在政府鼎力協助下,海外學人返國創業絡繹於途。當年這一決定讓台灣產業得以升級,如今電子、資訊產品已占我國出口五成,成為支撐台灣經濟的關鍵產業,若非當年這份「科學技術發展方案」力主發展半導體,政府做了正確的決定,台灣哪來今天的經濟成就?

如今我們又面臨全球環境的巨變,台灣在後疫情時代該走哪條路?該如何發揮自己的優勢,才能讓台灣能在亞鄰各國中脫穎而出,政府自應有所規劃。這份由國發會起草的「後COVID-19台灣經濟發展對策」,其所提的七個方向,也就是所射的七支箭,是極具參考價值的一份建言,我們摘其重點如下:

以台灣最具優勢的科技與醫療,打造大健康產業,是第一支箭。以提升企業具備數位化能力,發展零接觸經濟,是第二支箭;因應後疫情時代新生活、新商業模式,宜儘速讓勞動市場彈性化,此為第三支箭;再者,數位的運用已是大勢所趨,而台灣具有豐沛的工程師人才,加以政府開放資料(open data)行之有年,追求台灣成為亞太新創中心、發展資料經濟生態系則是這份方案的第四、五支箭。

此外,鑑於中美貿易戰及這一波疫情造成全球化供應鏈的斷鏈,並導致糧食供應風險升高,因此以協助企業調整全球布局,建構國內自主糧食安全來強化供應鏈韌性,為此方案的第六支箭。最後一支箭,也就是第七支是建置數位資本市場,這份方案認為台灣企業籌資過度傾向間接金融(向銀行借款),直接金融(自資本市場籌資)僅占兩成明顯偏低,為協助新創企業及早取得資金,應提升股權募資平台功能、研議創新性新板,而在資金奧援下新創企業才得以成長茁壯,並出現獨角獸。

我們認為這份「後疫情時代台灣經濟發展對策」充份揭示了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及台灣因應之道,箭雖然有七支,惟貫穿其間者惟「數位創新」四字而已,如何協助台灣的數位創新、調適相關法規、並提供數位創新充裕的資金來創造競爭優勢,實為七支箭的思維所在,這份建言值得新內閣參考並採行。

回顧六十多年來,執政當局也曾面臨不少抉擇,當年尹仲容的「台灣經濟的困難與出路」,李國鼎的「科學技術發展方案」,都為那些年代的台灣出路畫謀定策,也都做了正確的選擇,如今又逢全球巨變,台灣在十字路口上,該如何抉擇才能讓台灣維持優勢、甚至提升優勢,正是這一任內閣最重要的工作。

范仲淹在岳陽樓記寫道:「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自言不論在朝、在野都應先天下之憂而憂,如今陳主委雖已辭官,處江湖之遠了,惟其所提的七項建議若有利於台灣未來,居廟堂之高的新閣執行這七箭,有何不可?我們呼籲新閣速以跨部會的力量落實這份報告,該修法的修法,該鬆綁的鬆綁,勿令錯過時機,否則,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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