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K型復甦 央行下一步該怎麼走

央行理事發現台灣產業已出現K型復甦的情況。圖/本報資料照片
央行理事發現台灣產業已出現K型復甦的情況。圖/本報資料照片

K型復甦問題席捲全球,台灣企業也面臨同樣疑慮,根據中央銀行1月底公布2020年第四季理事會議事錄,央行理事討論過程中不時提及台灣傳產和高科技業者在疫情衝擊下,復甦力道明顯不同調,已出現K型復甦的情況,這也將成為接下來央行決策貨幣政策時的重大難題。

所謂K型復甦理論最早應源於華爾街。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曾在其於紐約時報的專欄提及,美股節節上漲,但市井小民痛苦與日俱增,兩者嚴重脫節,是美國現況的寫照,被華爾街人士稱為「K型復甦」,即同一經濟情況下,頂層的人看著股價估值與個人財富升高,底層的人則收入陡降、痛苦加深。

之後K型復甦一詞被運用在更多情境,其中指K型的上端是金融市場,下端則是實體經濟,意謂疫情衝擊加上各國寬鬆政策,讓金融市場頻創新高,實體經濟卻跌至新低,呈現背道而馳的走勢。

第二種則是本次央行理事會議事錄提及的,K型的上端是科技類股、產業龍頭、高所得者、白領階級,下端是景氣循環類股、中小企業、低收入者、藍領階級。不論在後疫時代還是疫後,兩者走勢南轅北轍,半導體、IC設計、生技業者受惠,航空、旅遊、餐飲、百貨則受創。

依央行提供的最近一次理事會議事錄,有位理事認為,近期出口呈兩極化,部分產業出口值大增,惟部分傳產業仍呈減少。傳產業雖續創新、進步,惟仍面臨毛利率較低、因未加入國際經貿協議致出口面臨關稅等困境。

另有數位理事支持政策利率維持不變之同時,並對近期新台幣匯率走勢表達看法。有位理事指出,新台幣匯率升值對經濟會有正、負兩面的影響,有人將因此損失,也有人因此得利,央行匯率政策不可能讓所有人都滿意。

有位理事認為,國內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面對不公平補貼國家,加以區域經濟整合的競爭,以及新台幣匯率升值,致使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另多位理事關切近期新台幣匯率升值對傳統產業的影響,表示央行宜持續努力協助傳統產業。

有位理事指出,當前新台幣升值的情況與當年「荷蘭病」(Dutch Disease)的背景有些相似。目前台灣則因半導體及資通訊產業出口暢旺,貿易順差持續擴大,導致新台幣強勢升值,惟此將不利其他產業。宜思考此對台灣長期產業結構的利弊,並就貿易順差規模、來源、組成內容與各產業的占比等方面,全方位思考匯率政策。

央行最後也提出結論,指疫情趨緩、經濟復甦過程中,可能對不同產業、不同規模的企業及個人產生不同的影響,政策考量宜關注國內貧富差距可能擴大問題。

由此可知,多數央行理事已注意到國內產業復甦出現K型走勢,即高科技與傳產業者、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可能在疫情下出現完全不同的走向,因此過往通盤式的匯、利率政策效果,其影響輕則因而打折扣,重則可能加重產業K型發展,成為央行決定貨幣政策時的新難題。

央行研究也指出,像是美國聯準會為因應疫情,祭出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救市措施,導致資產規模急遽擴張至歷史新高,此舉雖有助恢復金融信心,但也引發影響金融穩定、擴大貧富差距、引燃高通膨的質疑。

中國社科院財經院先前更具體形容K型復甦的四大特點:生產強、消費弱;金融資產強、實體經濟弱;線上(高科技)強、線下(傳產)弱;大企業強、小微企業弱。美、日學者也多次指K型復甦如果力道夠強,勉強可能拚出U型復甦,否則長期恐被拖累成為L型復甦。

綜合來說,K型復甦最大的弊病便在於「貧富差距」擴大,不論是不同型態的企業之間,還是不同所得的民眾之間。也就是說,當經濟呈現K型復甦時,央行的全面寬鬆是部分人的蜜糖,卻也是部分人的毒藥。

非均衡、結構性的K型復甦格局,代表經濟恢復仍需要進一步的政策紓困和支持;但也顯示普遍性政策工具雖然可促進總量經濟指標回升,央行卻必須更注意其中一些強弱分化的現象;正因如此,不論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應較過往更加注重結構性而非整體性。

簡單來說,央行貨幣政策不能再是全面的直升機撒錢,而是要更精準投放,在減少企業和個人資金成本的同時,也必須留意部分資金套利的可能,從這一點來看,類似央行管控房市貸款成數和提供中小企業紓困,都是努力矯正K型復甦必要的舉措。

這也意謂未來央行決定貨幣政策時,思考重點不應僅放在整體經濟數據是否亮眼,而要更謹慎注意相關措施對個別產業的影響,對症下藥,以分區供水供電的思維取代過往的全面供應,輔以其他部會的紓困和獎勵措施,才能力求經濟從K型復甦的泥淖轉往U型或更好的V型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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