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財政刺激方案之爭議評析

美國總統拜登。圖/美聯社
美國總統拜登。圖/美聯社

美國新總統拜登上台,提出預算金額高達1.9兆美元的「美國救助計畫」(American Rescue Plan),俗稱「財政刺激方案」,規模相當龐大,約占美國GDP的9%;除了對抗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的疫情衝擊及加強紓困外,也擬振興經濟、降低失業率,協助美國家庭及企業度過危機。

其實,拜登的1.9兆美元救助計畫,在參眾兩院的爭議甚大;並且引起兩位重量級經濟學大師的爭辯。

據報導,曾任美國財政部長及哈佛大學校長的桑默斯(Lawrence Summers),質疑紓困支出規模過大,透過巨額舉債融通之救助方案,有觸發通貨膨脹的風險;且其中約1兆美元的支出,直接發給民眾,被質疑缺乏經濟效益,還不如將經費投入長期基礎建設上。

此番言論使得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深深不以為然,認為政策目的既然在抗疫及紓困,該花的錢就應該花,大舉支出正是美國所需,透過赤字財政政策就在所不惜,應該不會引燃通貨膨脹,否則聯準會(Fed)可採緊縮的貨幣政策因應;雖然同意基礎建設也是要做,但事有輕重緩急。如此形成針鋒相對的局面。

新任財政部長葉倫,曾任總統首席經濟顧問、聯準會(Fed)主席,是美國開國245年以來,首位女性財政部長。她認為疫情已導致1,500萬人付不出房租,2,400萬名成人及1,200萬名兒童吃不飽,小型企業更是無以為繼,失業率相當嚴重,政府必須展開大型計畫以應對,而其效益遠超過成本。至於可能造成通貨膨脹,確實有其風險,但聯準會會有工具應對;亦即短期不用擔心通膨,而是關心失業問題。

葉倫不但學經歷豐富,而其夫婿也是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提出資訊不對稱理論,與史蒂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同獲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且與克魯曼均屬新凱因斯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他們一向主張在市場產生嚴重失靈現象時,政府就有介入的必要性,對政策形成具有一定影響力。而民主黨政府往往支持凱因斯學派的「救急經濟學」,主張擴大政府支出,透過量化寬鬆(QE)與舉債融通,加強救貧與紓困,增加有效需求,刺激經濟復甦,降低失業率,進而促進社會安定。

綜合前述兩位經濟學大師的爭辯,以及葉倫對政策批評的回應,應該產生一些啟示,亦即國家釐訂及推動相關政策時,必須考慮財政刺激方案的政策目標何在?有無短期與長期目標之分?目標之間有無先後次序或取捨關係?支出計畫的規模應該多大?成本與效益如何?是否確保利大於弊?財源如何籌措?舉債融通或是發行貨幣?

就短期目標而言,抗疫、紓困、振興經濟、搶救失業等,的確具有高度的迫切性;短期問題若不解決,「長期大家都活不成了!」但要兼顧政策推動上的效率性與公平性。例如財政刺激方案中,將其中一半的經費,以現金方式發給民眾,具有高度的政治可行性,然若民眾將錢儲蓄起來,或是購買股票,甚至助長炒作,則其意義就不會大,經濟效益也很難經得起考驗。縱使當前利率很低,舉債成本不高,然若浮濫舉債、擴大支出,以致債留子孫,必然會被後世所詬病。美國目前累積債務已高達GDP的130%,實在不可輕忽。透過舉債方式,調節稅收與政府支出的差距,原本無可厚非,甚至增進財政融通的效率性。而因長期大量仰賴舉債融通支出,若仍不積極推動稅制改革以增加稅收,卻寅吃卯糧不守財政紀律,實有可議之處。至於透過貨幣供給增加,融通政府所需,縱使從事救貧計畫、教育投資、基礎建設、醫療與環保支出等具正當性的活動,會因過多的貨幣發行,追逐相對稀少的實體,必然造成物價、股價、房價飆漲,一旦累積到相當程度,「黃河潰堤」就為時已晚,如何拿捏,有賴政府慎重行事。

總而言之,在當前疫情肆虐及經濟不振之同時,拜登政府透過大量舉債融通政府支出,雖已走上難以迴避之路,然其所付出的代價就應儘量減輕:第一,政府支出經費應用在刀口上,必須嚴謹評估,確保對社會產生淨效益,避免政府支出規模過度膨脹。第二,釐清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的關係,輕重緩急應有取捨,不要因一時情急而留下嚴重的後遺症。第三,必須關注持續性、大規模、無限制的QE與舉債,甚至以發行貨幣來融通政府支出,可能引發通貨膨脹問題,必須妥謀對策。第四,正視赤字融通、債留子孫,所造成世代不正義現象。「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期待政府在推動財政刺激方案時,應該慎重行事,拿出具體論據,而非逞口舌之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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