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央行需要訂定通膨目標區嗎?

以台灣來說,由於是小型開放經濟體,匯率穩定目標可能比物價還重要。圖/本報資料照片

2021年國際金融市場翻雲覆雨的兩個字非通膨莫屬。2020年初COVID-19疫情爆發並擴散全球,各國防疫封鎖措施嚴重衝擊全球經濟活動,使得通膨基期偏低。2021年後各國經濟活動重啟,帶動全球需求明顯回溫,而供給端仍受疫情影響,尚難完全恢復,以致原油等商品價格及航運費用高漲,加上主要經濟體為因應疫情大規模紓困振興方案及超寬鬆貨幣政策等效應浮顯,反映在近期多數國家通膨率節節上升。以美國為例,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自2020年5月低點的0.1%,升抵2021年6月高點的5.4%。

至於台灣同期間也面臨輸入性通膨壓力,CPI年增率2021年5月一度升抵2.45%,6月、7月、8月略呈下降,至9月又升高至2.63%。在此同時,有學者公開質疑,台灣中央銀行並沒有像其他國家設置通膨目標區,而是採具彈性的物價穩定定義,並據此呼籲央行應設定通膨目標區,讓利率決策更透明。

這樣的論點,主要是認為利率政策是貨幣政策一環,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有設置通膨目標區,但台灣是依據經濟數據彈性調整貨幣政策,「比較難預測未來央行利率走勢」,且公司治理、政府治理很重要的原則是透明度跟問責制,若央行未設固定通膨目標區,而是仰賴主事者的判斷,較不具透明度;反之,如果央行訂定目標,有助對通膨預期的定錨,即市場會知道高於某個目標時,代表通膨水準比較高,央行升息可能性就會提高。

乍看之下,相關論點似乎言之有理,然而就實務來說,這樣的理論有三大盲點,首先是主要央行奉行的2%通膨率目標,事實上也沒有相關理論或實證研究,大抵仍是源自於政策制定者的直觀決策。

以全球第一個正式訂定通膨率目標的國家紐西蘭來說,1989年12月紐西蘭將通膨率目標訂在0%~2%,成功終結1970與1980年代的高通膨,引起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先進國家仿效,更讓通膨目標化架構蔚為風潮,但就算Fed等主要央行奉行2%通膨率目標,其後也沒有模型數據可供驗證,同樣是在當時時空背景下的直觀決策與權衡調整。

第二是目前學界對最適通膨率目標尚無定論,理論上通膨率目標應設定在能使民眾福祉最大化之處,但不同經濟文獻常得出不同結果;且伴隨時間推移、環境轉變,通膨率目標也可能因而有所不同。

由於通膨率目標的更動或貨幣政策架構調整,均須經過審慎且周延的評估,在最適化通膨目標難以設定又易於因時空環境變化的情況下,如果央行強行設定通膨目標,對整體經濟發展和民生安定未必是好事,反而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預期心理,進而影響經濟金融穩定。

其三則是在國際化和自由化的浪潮下,物價已不是一國央行貨幣政策可以決定的事,妥適的貨幣政策架構反而應較過往更具彈性,其中諸如台灣和瑞士之類的小型開放經濟體,尤其有必要採取更具彈性的物價穩定定義,並在其中納入匯率穩定目標。

事實上,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多數國家處於長期低利環境、通膨率也低於以往,這讓央行貨幣政策的空間大幅縮減;以本次全球物價走高來看,一方面源自各國央行的擴張財政措施,疫情也是各央行在制定通膨目標時,難以預想到的問題。這證明,為因應各種新的挑戰和變數,央行貨幣政策架構須奠基於過去成功的基礎,萃取並強化長期以來運作良好的元素,進而依據情勢變化妥適調整,而非死守特定的目標區間。

國際間的氛圍其實也是朝貨幣政策架構應更具彈性的方向發展,例如最先採通膨目標化的紐西蘭央行,近年已淡化通膨率目標,反而是將充分就業納入央行法定職責;再以台灣來說,由於是小型開放經濟體,不論經濟成長和物價都易受國際干擾而波動,更宜採具彈性的物價穩定定義,特別是匯率穩定目標可能比物價還重要。

再說的更白話一點,不論是歐美等大型經濟體採行量化寬鬆(QE),或是國際油價因為OPEC+決議變化,造成的物價波動都不是台灣可靠一已之力解決,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求央行訂出通膨區間並據以執行貨幣政策,無異是緣木求魚;在諸多變數無法操之於己的現實下,央行穩定新台幣匯價,至少可緩解進口物價波動。

至於從通膨目標連動央行利率政策可預測性,就更沒有必要。畢竟造成物價上揚的原因百百種,未必都能透過調高利率解決,且利率也只是央行貨幣政策工具的其中一種,要達成對內對外幣值穩定的目標是央行的職掌,普羅大眾沒必要用預估股價漲跌的方式去推敲政策利率是否該調整。且不論美國還是台灣,參考往例,央行在利率即將反轉前,多會透過各種管道對市場示警,硬要從利率可預測性的角度要求央行訂定通膨目標區,實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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