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美資本市場鏈結的重要性及策略

資本市場是產業發展的重大推手,可以從中國產業如何借助美國資本,得到實際上的驗證。圖/Unsplash

資本市場是產業發展的重大推手,可以從中國產業如何借助美國資本,得到實際上的驗證。過去20年來,中國從美國華爾街取得四大寶貝資產,包括:獲得龐大的資本扶植了龐大的超級企業(約280家)、培養眾多國際資本市場人才、衍生出上百家國際級的投資機構,以及造就了上海、深圳、香港交易所成為全世界資本重鎮。

2021年的前三季,上市公司家數和募資金額分別為:上海IPO達200家,金額3,171億港元;香港IPO有73家,金額2,885億港元;深圳IPO有173家,金額1,276億港元。相較於台灣的交易所,截至今(2021)年8月,10家上市,募得金額總數為50億新台幣(約15億港元)。由此一懸殊數字的比較,應該可以理解,為什麼沛星前往日本,Maxpro Venture和Gogoro利用SPAC管道前往Nasdaq上市的原因。

前述三家公司前往海外上市主要考量因素在於:第一,上市前募資的吸引力;第二,證交所的內控規範和科技能力;第三,海外市場的能見度。它們都是爆發力十足的新創公司,也是全球證交所的首選名單。今年7月台灣的創新板和戰略新板上市後,再次成為冷凍櫃,也不難理解。

台灣具備很多有潛力、有技術的人才和新創公司,本土新創產業也因為國內募資環境不易,而開始計劃赴海外募資以求生存。台灣未來能留下多少新創公司?法規政策鬆綁與調適、優化投資環境,並透過政策引導民間資本,投資新創企業,邁入正向循環,才足以壯大台灣生態系架構。

不僅如此,有企圖心的證交所,也可以幫助企業,在海外攻城掠地。從日、韓在東南亞的布局,就可以了解合適的資本運作,是進入國際的前哨站。

日韓政府支持產業前往東南亞地區發展,配套的政策就是讓交易所(與銀行)也須前往布局、發展。如此,企業才有資本的後盾。

大企業去海外投資沒問題,但中小型企業非常困難,日本交易所因為與緬甸合作,所以在緬甸拿到三張銀行執照,韓國交易所也是類似的方法落地越南,協助企業在越南發展,柬埔寨亦然。為什麼日韓中美都讓交易所打前鋒?因為交易所之間是合作夥伴關係,彼此之間競爭性不強,所以相對容易切入國與國在資本市場的合作,敏感度並不高。

交易所進入後,投資銀行才會跟進,Nasdaq進入中東,所有的投資銀行才亦步亦趨大舉投資。這幾年美國Nasdaq以科技為主體,又和台灣大型公司和新創公司多有互動(例如:Nasdaq的董事長Splinter,是美台商業協會主席,亦是TSMC的獨立董事)。他看好台灣,有強烈意願投資台灣,如果Nasdaq與台灣建立合作,會直接引起所有投資銀行的關注,這些投資機構(包括矽谷的創投事業)才會有信心進入台灣投資新創公司。適逢其時,美中資本市場脫鉤已成定局,台灣必須加強戰略布局,把握機會,成為真正的亞洲矽谷、亞洲的那斯達克(Asia Nasdaq)。

因此,台美資本的戰略命題應該以台灣科技島的本體為主,讓新創/新經濟願意留在台灣,進而吸引國際投資銀行及自然投資人進入台灣,活絡整體新創市場。當全世界證券交易所為爭取優秀客戶,快速修改不合時宜法令時,台灣證交所若仍安於現況、抱持防弊心態,就留不住可以挑戰大聯盟的超級選手。

台美關係是非常重要的關鍵指標,針對資本市場部分,我們有以下的策略建議:

第一,台美交易所的合作:資本市場上,吸引有意願參與的「大型金融機構」,建立股權合作及雙重掛牌(dual listing)。以國家級交易所間的合作,也能展現美國對台的正面態度。

第二,協助新東向的台灣優質公司,利用資本市場力量進入美歐市場:以以色列個案為例,2020年前有79家以色列公司到那斯達克籌資,將創新力量注入美國,以色列與台灣環境相似,是很好的借鏡。

第三,建立兩地資本市場連結的生態系:讓台灣雙重掛牌的企業在海外籌資,而且要「有去有回」。同時,台灣優質企業赴美已非單純的代工業務,必須把握赴美設廠機會,運用美國資本力量投資台灣,培養台灣的國際級公司。

要執行上述三策略,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決定政府的業務主管單位。單一部會績效指標(KPI),在十倍速的時代,但我們的重大議題常會失焦。例如碳交易是國家戰略,但負責的部會卻是環保署,那對政府的執行成果,就不需要抱有太多的期待。同樣地,和美方證交所的實質合作單位又會是那個部會呢?不只是證交所、金管會,而是需要更高層級的行政院出面整合、協調,新東向、資本市場的鏈結,政府需要在組織定位上有絕對的高度,才能整合、協調部會,發揮資源的倍數槓桿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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