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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1.0,2.0,3.0

資本主義不斷在進行動態演化與調整。

資本主義的存續與發展,幾個世紀以來,一直爭論不休;雖然面對挑戰甚至危機,卻能不斷推陳出新,動態演化與調整。然在當前全球化衝擊下,資本主義何去何從令人關心。

哈佛大學教授羅德里克(Dani Rodrik)在《全球化矛盾》一書中,將亞當‧斯密(Adam Smith)巨著《國富論》的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學說,視為資本主義1.0的經典;凱因斯(J. M. Keynes)總體經濟《一般理論》,強調混合經濟與國家治理,作為資本主義2.0的代表;對於當前所處全球化經濟,則在國家治理的基礎上,強化民主程序進行優良制度抉擇,以期型塑資本主義3.0。此種資本主義階段劃分實屬有趣,也對未來發展有所期待。有些學者逕自認為,資本主義就是市場經濟。如此說法,有過於簡化之嫌。較具體而言,資本主義是從個人私利動機出發,透過自由競爭經濟體制,在健全法律制度及保障私人財產基礎上,追求資本與財富的累積;經由市場價格機能運作,促使資源做有效率的配置;藉由利潤引導及企業家創新精神發揮,增進經濟的成長。

論及資本主義思想體系之形成,黃仁宇在《資本主義與21世紀》第5章中,明白指出亞當‧斯密因其《國富論》而被尊為資本主義發言人。綜觀亞當‧斯密的思想精神,強調自利行為、節儉美德、資本累積、自由放任、專業分工、自由貿易、市場機制、「看不見得手」等概念,以及反對政府干預;是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的政治哲學基礎上,為資本主義經濟理論奠立磐石。然而,亞當‧斯密並沒有完全否定政府的角色,只是尋求「小政府」的格局,侷限在國防、司法、基礎建設等公共財提供,扮演「守夜人」功能。

傳統資本主義歷經數百年的發展,經由資本累積帶動經濟成長,卻引起階級矛盾與社會不安,尤其在20世紀初期,貧富及勞資對立嚴重,共產主義趁勢崛起;加上世界經濟大恐慌,股市崩盤,有效需求不足,失業情況嚴重,市場機制產生前所未有的失靈現象。處此局面,凱因斯理論成為顯學,大力強調政府角色,加重課徵累進稅率,強化社會福利與安全制度,挽救資本主義免於被赤化。此種混合經濟「大政府」的立論基礎,一直延續到1970年代中期,可稱為資本主義2.0時代。

凱因斯學派主張的政府強力干預論調,在1980年代以後,受到新古典經濟學派及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猛烈挑戰,經濟自由化、民營化、解除管制的主張甚囂塵上。然在新自由主義伴隨全球化衝擊下,也產生不公平與不安定之種種問題。羅德里克對此認為政府管控範圍因只及於國家,市場則具有全球性質,兩者之間不平衡,以致形成全球化致命弱點,故其建議應強調市場機能與政府角色的互補性,而非替代性,以利於資本主義3.0的進展。

面對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可否認的,在資金、商品、人才、技術、資訊的自由流通及配置上,將更具效率性,並因開放而促進經濟成長,協助開發中國家脫貧;卻會助長國內所得與財富分配不均,貧富對立現象嚴重。金融全球化與金融工具創新,若是不當使用,則會帶來高風險甚至失控局面。氣候暖化及資源耗竭等全球外部性問題,對地球帶來的壓力,更是揮之不去。在課稅方面,國內為爭取選票而減稅,國際租稅競爭更是蔚為風潮,其結果不但造成財政惡化、負債累累,也大幅弱化政府在資本主義2.0時代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社會福利方面。其實,歷史發展有其背景,若是一味發揚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1.0,漠視市場失靈現象,恐怕爭議更大,故必須面對問題勇於解決。

全球化市場雖為經濟成長的引擎,但所伴隨的「負」公共財及「負」外部性問題,也由一國擴大至全球,造成社會不安與對立。此時各國政府應聯合起來採取對策,例如課徵皮凱提(T. Piketty) 所提全球統一的資本稅,改善所得與財富分配的不均;課徵托賓(J. Tobin)所提全球性跨國金融交易稅,增進經濟安定度;課徵全球性環境及能源稅,共同改善氣候暖化與資源耗竭現象;課徵全球一致性的遺產稅,以期改善世代不公問題。這些課稅工程雖然並不容易,卻是型塑公平、效率、永續的資本主義3.0所應面對的嚴峻挑戰。

秉持客觀、公正的態度,超然、獨立的立場,針對財稅、經濟與產業發展問題,發表評論,針砭時政,對政府施政提建言,以期健全法規、制度,克盡知識份子社會責任。

孫克難

中華經濟研究院諮詢委員、中央公共債務管理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