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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央行匯率政策偏好及其對國內經濟的可能影響

央行透過政策干預使新台幣匯率偏低在學術上稱為「匯率貶值政策」。圖:本報資料照片

美國財政部將於近日公布今年首份「美國主要貿易夥伴總體經濟與外匯政策」報告,如無懸念,台灣將有機會再次安全過關,這也將是自2017年10月以來第五度被免除列名於外匯操作國家觀察名單之中。

根據美國「2015年貿易便捷化暨貿易執行法(簡稱2015年貿易法)」,美國財政部應每半年向國會提交美國主要貿易夥伴的外匯政策報告,讓國會與行政部門檢視主要貿易夥伴是否利用外匯政策,對美國進行不公平貿易。事實上,在2015年貿易法之前,美國財政部早自1989年起,即根據「1988年綜合貿易暨競爭力法」,定期發布「國際經濟與匯率政策」報告,評定外國政府是否操縱兌換美元匯率取得不公平的貿易競爭優勢。而在2015年貿易法通過後,美國政府即明確定義觀察貿易夥伴是否進行外匯操作的三項指標:對美貿易順差超過200億美元、順差金額逾GDP的3%、持續進行單向外匯市場干預(年度內重複淨外匯購買金額超過GDP的2%),據此評判貿易夥伴和美國的貿易往來是否有失「公平」。

持平而論,在歐巴馬政府時代,各國政府其實並不特別擔憂是否被美國外匯政策報告點名,惟在川普上任之後,外匯政策報告遂成為具高度敏感性的關鍵文件,各國深怕被點名後,將面對美國政府接踵而來的關切。

在美國財政部於2016年4月29日首度向國會提交的外匯政策報告中,將台灣、中國、日本、韓國、德國列入外匯操作國家的觀察名單,在同年10月和隔年4月的兩次更新報告中,台灣亦持續被列入觀察名單。細探台灣在前述三項指標的表現,在2016年4月和10月的外匯政策報告中,因為經常帳順差仍超過GDP的3%,加上重複淨外匯購買金額超過GDP的2%,被美國認定我國有政策干預外匯市場的事實。雖然2017年4月的報告中,我國的重複淨外匯購買金額已低於GDP的2%,惟當次報告指出我國必須證明外匯干預降低將為持久現象,而非一次性的短期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我國在2016年兩度被外匯政策報告點名,但新台幣兌美元匯率在此期間並無明顯升值跡象。但在2017年1月川普就任並宣示將對不公平貿易展開行動之後,同年3月新台幣匯率(月均價)已較前一年度同月升值了6.7%,此後匯率更一路攀升,在2017年10月美國公布外匯政策報告之前,新台幣匯率曾在9月8日險些突破30元大關(收盤價為30.006元),對比同期間我國重複淨外匯購買則從2017年4月占GDP的1.8%銳減至同年10月的0.9%,顯見新台幣匯率過去確實受到政策干預而呈現相對弱勢。

事實上,央行透過政策干預使新台幣匯率偏低在學術上已有具體的證據,被稱為「匯率貶值政策」。現任央行理事、台大經濟系陳旭昇教授在今年3月份刊登的著作中指出,「所謂的匯率貶值政策,顧名思義,就是透過低估自己國家的貨幣幣值,希望能改善貿易條件,增加出口競爭力,進而促進經濟成長。」而在陳教授的另一篇著作中,亦指出我國央行有「阻升不阻貶」的現象,央行傾向在新台幣升值時進行干預,在貶值時放任不管。因此,我們可以推論,我國央行對於維持弱勢新台幣匯率有較多的偏好。若比對前述2017年新台幣升值與外匯淨購買統計,新台幣匯率確實隨著外匯淨購買的減少而走升,此現象可能與央行亟欲避免被美國政府再度點名有高度關連。

眾所周知,貨幣價值之於一國經濟如同刀的兩面刃,貨幣貶值有利出口不利進口,反之,升值則有利進口而不利出口。因此,對於央行而言,看待匯率的升貶確實存在兩難。然而,由於我國央行被賦予盈餘繳庫壓力(非法定任務),因此純就動機面來看,弱勢匯率確有助於方便央行透過金融資產操作來達成盈餘繳庫目標。不過,透過政策干預所造就的弱勢匯率,容易使企業產生匯率長期皆可能偏低的定錨(anchor)預期,讓企業對於匯率波動缺乏風險意識。尤有甚者,弱勢匯率可能削弱產業持續投入創新研發以追求升級的誘因,終將不利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創造競爭優勢。另一方面,央行「阻升不阻貶」的偏好,亦可能反映在我國與美國的利差之上,即我國對美國的政策利率走向「跟跌不跟升」,間接營造出國內低利率環境從而導致房地產價格上漲,如此除可能扭曲生產要素(土地、勞動、資本)配置之外,亦可能加深無殼族(以年輕人為主)的相對剝奪感。

台灣是市場經濟制度經濟體,企業與家庭的經濟決策主要仰賴各種商品與服務的價格訊號,而匯率又是影響國內各項價格的重要因素。有鑒於央行貨幣與匯率政策對國內經濟的影響甚鉅,我們期待各界能投以更多關注,探究我國貨幣與匯率政策設定之允當性,俾利央行在快速變遷的世界經濟變局中,能夠持續扮演穩定我國經濟發展的堅實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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