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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才何以居高位

眾生常會感慨,在組織內,為何有這麼多並非皇親國戚、又不靠賄賂諂媚的才具平庸的人可以攀居高位,究竟這些人是如何從層層汰選中脫穎而出?又或是依靠何種登龍術而平步青雲?

庸才佔據高位會對組織造成多重傷害,不僅庸才自身佔據的位置無發揮功能,而且庸才往往不識得幹才,故會讓所轄領域處於低效運行狀態;因此探索此一問題,可使組織免於平庸之虐。

有一定規模的組織,人事評選都應該有制度可循,如果制度無法保證選拔上位的確實是人才,甚至反向而行、讓無才能者出線,組織必然充斥庸才。漢朝以「鄉舉里選」方式蒐羅人才,至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士人離鄉背井,「鄉舉里選」已難以運作,各地門閥大族勢力崛起,支配選官任用;曹魏為抑制門閥、將選官權收歸中央,便在各州郡設立「中正」一職,根據士人的家世(父、祖當時的官爵)才德,為籍在本州郡的士人評定品等,將士人分為從上上到下下的九級品等,作為派任根據,即為九品中正制度。

這項原本要以人才優劣取代門閥的制度,卻因為中正必須由具人望的高官擔任,如此高官均為門閥,再加上才德的評定有主觀成分,故運作結果還是門閥選取了同類,中正與門閥結合,更加鞏固了門閥,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出身寒微者難以獲得擢升、門閥子弟不論賢愚可輕易位列高官,致使晉代南北朝治國人才相對貧弱,天下紛亂,九品中正制鮮明地展示了制度設定的任免標準中,若是過於向與才幹品德無關的標準(世家)傾斜,這種制度將可持續不斷地將庸才推向高位。

庸才除了可以透過不當的制度持續獲得居高位的機會,也可透過組織一時的強烈政策需要而上位,特別是當組織進行大幅轉向的快速變革時,如果缺乏推動新政策的人才儲備,庸才便可能單只因強烈支持新政策而被擢升至高位。宋朝王安石在朝中重臣多不支持的情形下,以違逆祖法眾議的大角度、以及數月一新政的快節奏推動新政變法,但缺乏執行新政的人才儲備,因此當時只要是支持新政者,不分智愚賢佞?,都有機會獲得重用;循此,王安石重用了日後出賣自己博取上位的呂惠卿、提拔了在新政及舊法間見風轉舵的蔡京、還擢升了嫌給官太低、還價索官的鄧綰,此人因此被鄉人笑罵,仍舊不改其色表示「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王安石因強烈的政策需要,擢升一批才德有嚴重瑕疵的人,加速北宋的滅亡。

在各種庸才上位的場景中,格外令人拍案的就是最高權位選擇繼任人的誤失。清道光帝傳嗣在四子奕詝及六子奕訢間不易取捨,奕訢文武兼備,但奕詝受師傅指點,只需以仁孝之心取悅於道光帝即可。一次道光帝領諸皇子狩獵,奕昕捕獲最多,奕詝則故意一箭不發,道光問之,奕詝回答春天剛到,不忍殺生,獲道光好感。道光晚年召兩人入對,奕昕受其師傅告知當道光垂詢政事時,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奕詝的師傅知道奕詝才識遠不如奕昕,就指點奕昕只要「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誠」,果然道光認為奕詝仁孝,將皇位傳給奕詝,即為咸豐帝。事後證明咸豐帝處於內憂外患,無膽識、無策略、無作為,面對英法聯軍,只能外逃熱河、病逝承德。之所以如此,在於評選者無法深刻認知正確的選任標準,讓庸才有機會上位。

以上事例表明,要避免庸才得居高位,必須檢視制度是否會使得能力品行讓位於與才德無關的標準,否則會如唯選票的民主往往選出只會塑造好感或煽動仇恨的人;也必須注意一時的強烈政策需求是否會招倈庸才,否則會如轉型正義政策引入以東廠自豪者;最後,有最終拍板權者,必須深刻瞭解適合接位者應有的特質,才不至於鑄成大錯。

「 古人用一生的成敗榮辱,帝皇以一朝的興衰治亂,向今人深遽地傳達貫穿古今的決策及管理原則,等待後人探索闡明。」

鍾憲瑞

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管理暨歷史雙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