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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經濟學的一些經驗

1948年筆者在廣州嶺南大學唸完一年級後,有機會赴美國留學,進了美國康乃爾大學唸二年級,選了一些經濟學的課程,發現經濟學可以用來解釋一個國家甚至全世界的經濟現象,便對經濟學發生興趣。決定繼續學習經濟學。尤其是計量經濟學,因為筆者對數學也十分有興趣。

1951年在康乃爾大學畢業後,筆者決定往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當時芝加哥大學是美國,甚至可以說全世界,唯一的大學開設計量經濟學的課程。在芝加哥大學設立的Cowles Commission擁有世界最著名的計量經濟學家,因此筆者便申請往芝加哥大學唸計量經濟學。到了芝加哥大學以後,筆者有幸向世界著名的計量經濟學家學習,包括T. J. Koopmans教授,Jacob Marshak教授,和Hendrick Houthakker教授等,還有機會向其他的著名經濟學家學習。一般人認為當時世界最傑出的經濟學家有兩位,一位是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Milton Friedman教授,另一位是在MIT任教的Paul Samuelson教授。Milton Friedman教學生如何理解經濟問題,如何思考重要的經濟問題。他能把複雜的經濟問題簡化,把問題的重心找出來,找出問題的重心以後便很容易地把問題解釋。當一位成功經濟學家的必需條件是得到一位經濟學大師的訓練,筆者幸得Milton Friedman教授的訓練。

Friedman教授開設了一個每週一次的討論班(seminar),我有幸參加。在討論班報告我的博士論文,論文題目是 「美國汽車的需求:一個關於耐用品的研究。」"Demand for Automobi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udy on Consumer Durables。" Friedman 教授在討論班批評我的論文,聽了他的批評以後,我把論文修改,得益不少。現在世界通用的貨幣供應量M1和M2的定義是當時Friedman教授在該討論班首先採用的。當論文快要寫完時,我需要找工作,Friedman教授替我寫了一封介紹信給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的一位副院長,我便得到邀請當該學院的助理教授。1955年秋季我前往該學院任教,同時也有機會向MIT的教授,包括Paul Samuelson教授學習。Samuelson教授舉辦討論班的風格和Friedman教授不同,Friedman教授在每次開討論班時都做了充分的準備,Samuelson教授的經濟學識廣博,在開討論班時沒有作任何準備,他會提出幾個經濟問題,讓學生選其中的一個便開始討論這問題。

在MIT教學四年後,1959年母校康乃爾大學邀請我回校當副教授,我接受了邀請。同年我發現了一個重要的經濟學檢驗方法,1960年在計量經濟學重要的期刊Econometrica發表。這是一個大家認為十分重要的檢驗方法,後來被稱為鄒氏檢驗,即Chow test。1960年臺灣政府開始邀請我到臺灣當政府的經濟顧問,使我有機會學習如何把計量經濟學應用來解決現實的經濟問題,認識高深經濟理論的經濟學家不一定懂得如何解決現實的經濟問題。1961年我接受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的邀請到該公司的研究中心IBM Thomas J Watson Research Center工作。該研究中心的工作環境十分良好,使我能寫了好幾篇重要的經濟學論文。在1970年普林斯頓大學邀請我當該校的教授,並當該校經濟系計量經濟研究中心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的主任。後來因為我對計量經濟學繼續的貢獻,學校決定把該研究中心命名為鄒至莊研究中心Gregory C Chow 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

1984年10月20日,中國教育部的王澤農處長和王複孫處長到我家來探訪,請我回國幫助推進中國的經濟學教育,我十分樂意接受他們的邀請。在1985年6月,我回到中國在北京舉辦經濟學的講學班,並請了幾位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同往。因為需用美金的經費是由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此培訓班被稱為「福特班」。 福特班在北京舉辦了10年,又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辦了5年,一共培訓了15乘50或750位學者。現在他們在中國或美國各處工作,對社會做出重要的貢獻。

從1985年到1991年我被邀請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體改委)的顧問,當時體改委的主任委員是趙紫陽總理,當體改委顧問的時期,我有多次機會與趙紫陽總理對中國經濟問題交換意見。直到今天,筆者繼續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希望多多瞭解中國經濟的發展。

研究經濟學的收益包括兩點:(1)瞭解經濟現象和(2)幫助制定良好的經濟政策,為國家與世界造福。

鄒至莊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