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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中間化到去中國化的產業發展

中美貿易戰引爆供應鏈重新布局,但這是一項曠日廢時的挑戰。圖/美聯社

1776年,三股合成的繩子拉動了一個偉大的時代,內燃機技術商用啟動了工業革命、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奠定了現代經濟學的基礎、而美國獨立不僅孕育了一大片自由的土壤,也讓企業家精神在兩百年後啟動了另一波工業革命的浪潮。Steve Jobs這位現代最偉大的創新者,不僅透過蘋果一號與二號改變了整個人類計算架構的航道,更在30年後的2007年,以iPhone全面改寫人類的生活方式。在第一次工業革命250年後的今天,世局變化得令人難以捉摸,經營者每天的決策卻無法擺脫「去中間」與「去中國」的雙重挑戰。

提振效率一直都是經濟學與管理學關切的焦點。1977年到2007年這30年期間,人類的資通訊科技進展,促使數位社會的驚人發展:包括人與自己、人與人、人與工作、人與經濟的全面變化,迅速淘汰了類比架構中適應不良的利害關係人,構築了一個嶄新的可能。其中,從1994年快速商業化的互聯網,構成了龐大的商業移轉,雖歷經了2000年的泡沫化,卻讓實踐的路徑更加清晰,排除了那些不切實際的科技應用,使資源更緊密地、更有效率與消費者或公共利益結合。創業家隨著新的營運模式風起雲湧地衝上浪頭,其中最重要的貢獻還是在於資通訊科技所改變的商業交換或社會交換模式,「去中間化」所提振的效率與效能,更是前所未見。

2000年網路泡沫化沒有淹沒那些風口浪尖上的創業,馬雲、馬化騰、李彥宏、雷軍與劉強東這些人正式在風口上飛上天的「豬」(改寫自雷軍的點評,沒有不敬之意!),在各個領域中的去中間化,補充了中國實體經濟的緩慢進展,彎道超車,一舉將金融、社交、商務、產業實踐到一個難以想像的高度。但欠缺效率的實體經濟依舊流竄在整個中國經濟體質。雖然,中國的開放改革戰略一度與全球化的發展匯流,在1980年代搭上了經貿一體化的全球列車,搖身一變成為世界工廠,透過外資企業所引進的技術與管理,結合龐大的人口紅利,締造了開放改革40年來的全球生產框架。而這個全球化的框架雖挺過了2008年的金融海嘯,但沒撐過十年後啟動的美中貿易戰。

德國在工業4.0白皮書中明白揭示:工業3.0的特徵是集中化的巨型工廠,以出口形勢向全球輻射商品貿易;工業4.0的特徵是分散式的工廠分佈,「地產地銷式」地滿足個別市場的消費需求。這個推估遠比數位工廠的建置更具殺傷力,原本不以為意的品牌經營者與代工業者沒有給這個推估太多的關注,但2018年4月啟動的美中貿易戰,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令人無所適從!但敏銳於規避風險的企業家早就拔營前行了,資本、營運、人才這些涉及供應鏈調整的開拔,對中國與非中國而言,對環境變動的詮釋與行動的展開,南轅北轍!生產量體的縮小是必然的趨勢,但移轉產業群聚的優勢或重新佈局供應鏈,都是曠日廢時而不見得能竟其功的挑戰。

令人屏息以待的匯率戰終於開打了,其間涉及人民幣國際化尚未成功,香港反送中所衍伸出來的複雜問題,在8月5日人民幣貶破7之際,揭開更高潮迭起的序幕。中國大到不容忽略,但中國製造2025揭櫫的「從製造大國到製造強國」的倡議雖已遭消音,但其戰略意圖遠非侷限在製造業而已,全面的華麗轉身有賴於體質的轉變。早在2000年,中國如何從外貿轉內貿的轉型課題,迄今未解。6月18日,阿里巴巴即將於9月卸任的董事局主席馬雲被國資委請去喝茶,顯示中共中央對於體制改革的逆向操作重返國進民退,互聯網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所扮演的角色,是積極正向?亦或消極負向?端視取決於誰的利益。而國企與民企之間的矛盾,更被凸顯在這一波貿易爭端中。在中國經濟要「轉骨」或「轉大人」的崎嶇坎坷路上充滿風險,而這些風險會不會促使決策當局鋌而走險,引發更龐大的系統風險,只能祈禱是筆者的多慮了!

中國,是不是從現在到未來全球新經濟框架最大的「中間」?欲在工業革命與地緣政治的新框架去除中國因素,並不容易、卻是不得不及早規劃的戰略兩難。盤根錯節的複雜決策,在「去中間」與「去中國」的對立命題中,欲得最佳解,還是得要仰賴企業家精神的堅毅與智慧,也牽動著台灣產業的敏感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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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著一路以來關懷與陪伴產業的初衷,期許自己藉由書寫拉近產學研之間的距離,提升台灣產業與社會競爭力,經濟好,台灣才會好!邁向可持續共榮的現代化社會。

佘日新

逢甲大學講座教授、逢甲大學跨領域設計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