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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與服務貿易消長預示著貿易戰的結果?

當今年第二季的中國經濟成長率僅達6.2%,為30年來的最低成長速率,而美國則仍有優於過去10年GDP平均的表現時,易令人直觀地認為中國已在美中貿易戰中受創。

確實,美中貿易戰開打後,全球貿易量成長速率便急遽減緩,並讓眾多出口導向的小型經濟體飽受其害。但全球貿易量成長趨緩並非一日之寒,而是自金融海嘯以來即持續存在的長期現象。WTO更預估,今明兩年全球商品貿易年成長率將由2018年的2.9%放緩再至2.6%。同時,中國人均所得已進入中等收入俱樂部,經濟成長減緩亦算可預期的現象。

那麼,究竟該怎麼解讀今年第二季美中兩國經濟成長表現之別呢?從全球商品貿易與服務貿易的消長切入,應是個不錯的觀察點。相較於商品貿易的委靡不振,服務類貿易成長速率卻依然快速。聯合國資料顯示,自2011年起,全球服務貿易金額占全球總貿易金額比即明顯揚升,2016年更來到24.25%,凸顯出商品貿易金額占比從早前的逾八成,一路滑落至75%左右,即可看出服務貿易增長及商品貿易減弱的不同發展趨勢。之所以會有此一變化,則必須從生產型態與消費的改變解釋起。

隨著科技進步和網路快速發展,許多商品(含其載具)消費轉為線上服務化,也讓中國等新興市場強大的製造能力逐漸失去競爭優勢。

就拿資料儲存的光碟為例,過往各種資訊及影音作品必須先載錄至光碟上,才能流傳與交易,因而需要透過新興國家的製造能力(如低廉的勞動力與較低的環保要求)生產大量的載具支應。

如今,以美國為首的數位內容供應商,如Netflix、Apple等崛起且提供迅速又便宜的服務後,即便消費者對電影、影集的消費行為一如往昔,卻不再需要透過光碟或百視達等租售通路,自然使新興國家的相關產品製造大減。這也解釋了何以近年來在商品貿易成長減緩下,服務貿易仍呈現快速成長,難怪做為全球創新基地的美國,會成為全球最大的服務出口國(2011年後美國服務貿易金額占全球服務貿易金額比皆在14%以上)。同理,其他的非實體商品如軟體或服務,也陸續發生類似的現象。這意味著當非實體商品與服務不再需要實體載具時,使「中國製造」的存在價值開始遭到侵蝕。

或許有人會問,人們總要消費實體商品,中國理應仍有偌大的製造商機吧?就目前而言,美國內需市場有諸多民生用品(或消費性電子產品)仍仰賴自中國進口,這也是8月13日川普政府為什麼要把中國對輸美3,000億美元商品的部分品項加徵關稅期限,從9月1日延至12月中旬,無非就是為了要避免傷及美國消費動能。沒有章法的關稅戰爭,有跡可循的選戰謀略

然而,以較長期的角度來看,由於近年來歐美國家消費者偏好轉變,產品消費週期變得愈來越短,有些甚至縮短至以「月」為單位,例如服飾等相關產品,使過去以「年」做為循環單位的生產模式,逐漸無法滿足現今的消費行為。

同時,少子化與老年化的全球人口趨勢,亦使製造品的需求面臨結構變化,導致廠商必須藉由「快速」交付「客製化」商品,來提高其市場競爭力。此舉,逐漸促使生產模式出現從全球化走向在地化(localization)的質變,而資通訊技術發達又讓通訊成本快速下滑,大幅降低知識與觀念的轉移成本,促成know-how廣泛的跨境轉移,也讓生產製造的在地化變得更加可行。再加上近年人工智慧、3D列印與機器人迅速發展等智能科技進步下,無人工廠逐漸成為全新的生產模式,同樣日益威脅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

在此趨勢下,包括台灣在內的小型開放經濟體,也可能面臨與中國同樣的困境。但誠如宏碁電腦創辦人施振榮曾提出的微笑曲線,即一個財貨的附加價值鏈中,位居上端的專利、技術,以及位居下端的品牌、服務能享有較高的利潤,而中端組裝、製造者所能分得的利潤最少。如今,科技進步讓生產門檻更為降低後,未來製造端的分潤恐怕只少不多,而需求型態的快速轉變,又意味著能迅速回應市場需求、設計產品滿足消費的研發與服務端,將較過去分潤更多。

因此,對於台灣等小型開放經濟體而言,與其怨天尤人,倒不如換個角度思考出路。既然科技發展讓服務出口變得容易,自然也能讓技術流通與資訊取得更為迅速,加上服務業的投入資本較低,是以對小國來說,相比於過去從事高風險的商品出口,如何跨入客製化與差異化的服務出口就顯得更加重要,風險也較低。

要言之,當前中美兩國在貿易戰下的經濟表現,實際上就是商品與服務貿易消長大勢的縮影。當中國「商品」不再被需要,而美國「服務」日益重要時,原本「各取所需」的貿易行為自然就會調整,而川普政府或許正是深知自身在服務貿易上的優勢,才放膽做出加徵關稅之舉,並藉此達成其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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