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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油價將轉由需求面主導?

圖/美聯社

近期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衝擊中國生產活動及民眾消費信心,引起市場對原油市場後續需求的疑慮,使短期內需求面因素對國際油價的影響力將超越供給面。但長期主導油價的供給面,影響力也不至於一夕消失。

具體而言,隨著全球經貿與科技的不斷進步,人類對石油的需求不斷增長,使原油大多時候處於供不應求的局面,加上全球原油最大生產地區、占全球原油出口近35%的中東,因長期地緣政治動盪,導致供給量波動劇烈。因此,自1950年代美國地質學家哈伯特(K. Hubbert)提出「石油峰值」(peak oil)以來,原油市場專家一度將石油供給終將不足奉為圭臬,而數十年來供給面長期主導石油市場的現象,也印證這樣的說法。

1960年9月,由中東主要產油國組成的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透過聯合、互相協調會員國的石油政策與價格,擴大對石油市場的影響力。在全盛時期,OPEC掌握了全球40~50%的原油供給,使原油市場變成由OPEC為價格主導者的寡占市場。20世紀末至金融海嘯發生前,全球經貿活動愈見頻繁、以中國和印度為首的新興國家陸續崛起所帶動的需求,讓國際油價漲勢更為兇猛,2008年7月布蘭特(Brent)原油期貨價格更曾來到每桶146美元的歷史天價。之後,因金融海嘯發生,國際油價才大致趨於平靜。

不過,隨著美國頁岩油及其他非傳統原油的量產,國際原油供需基本面出現了結構性變化。美國更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一舉由最大原油進口國轉變成為全球最大的原油生產國之一,原油產量和沙烏地阿拉伯、俄羅斯等量齊觀。

在供給增長和來源的多樣化下,原油市場對抗供給面衝擊的能力日益增強,破壞了由OPEC主導的原油市場寡占格局。不少市場專家遂認為,原油市場將結束將近一個半世紀的供給面主導模式,需求面風險反將成為影響原油市場的最重要因素。

需求面取代供給面成為影響國際油價的實證線索,更可從最近發生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促使油價明顯下跌得到佐證。鑑於當前中國已為全球最大原油進口國,2019年每日原油淨需求突破1,000萬桶,占全球原油消費量近13.6%,且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更是近20年來原油需求的主要增長來源。最新資料顯示,疫情爆發至今,因運輸與生產活動的劇減,導致中國對原油需求減少近20%,需求面不足的擔憂因而籠罩著原油市場。同時,由於疫情逐漸蔓延,使市場對中國經濟增長下滑的憂慮劇增,國際預測機構更陸續調降中國及其周邊國家,乃至於全球的經濟成長預測。

因此,即使今年1月下旬利比亞石油出口受到軍事強人哈夫塔(K. Haftar)領導的國民軍封鎖,使該國原油出口減少近3/4,理應對冬天取暖用油旺季的此際,造成國際油價上漲壓力。但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風聲鶴唳下,需求面下修的影響完全壓過供給面的擾動,從而重創國際油價。1月6日至2月5日,布蘭特原油期貨價格由每桶68.9美元的高點,大跌21%至每桶54.4美元,成為疫情爆發以來股、匯、債及商品市場中的最大受害者。

此外,對於經濟高度仰賴原油出口的產油國而言,不只要慎防短期需求面波動所帶來的影響,亦要擔心近年來氣候變遷議題及環境永續意識的抬頭──如聯合國通過《巴黎氣候協議》希望逐步以再生能源、綠色能源取代對石化能源的依賴;今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EF)及國際清算銀行(BIS)、國際貨幣基金(IMF)的許多報告也以氣候變遷做為中心議題,使來自前述結構變化的長期需求放緩,成為抑制油價走勢的潛在原因。

即便如此,這樣的結構性轉變仍是線性且漸進的,也就是需求面的影響確實逐漸加劇,但供給面因素也不會驟然不見。例如,從去年6月伊朗襲擊行經荷姆茲海峽的油輪、9月份無人機和導彈襲擊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設施,再到今年初美國刺殺伊朗第二把手蘇雷曼尼(Q. Soleimani)等,均促使國際原油價格在短時間內急遽攀升,顯示供給面因素(特別是中東地緣政治)對油價仍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要言之,綜合近期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及利比亞事件的市場反應,再考慮氣候變遷的長期影響可知,需求面因素對油價的影響力將超越供給面。但持平而論,如今的國際油價也非全然由基本面的供需因素決定。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油價動態報告即顯示,自2018年以來原油供需基本面對油價預測的解釋力已低於50%,加以金融工具的創新、期貨市場投資性交易占比持續增加,也將使得油價預測偏離基本面的比例不斷擴大。

所以,在評估國際油價走勢時,除了要關注影響力日益擴大的需求面、對產量仍有掌控力的供給面之外,對非基本面因素變化的監控,亦大意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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