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美關係是新歐盟領導人的新危機

歐盟前兩大經濟體的國家領導人馬克宏和梅克爾都面臨威望下挫的困境。圖/美聯社
歐盟前兩大經濟體的國家領導人馬克宏和梅克爾都面臨威望下挫的困境。圖/美聯社

對甫於去年底之前,全員到齊的歐盟新領導團隊來說,2020年將是內憂外患的一年。

外患是美中貿易戰正式告一段落,美國總統川普「劍指歐盟」,除了開闢新的關稅戰場,要求意見分歧的歐洲盟友,必須強力限制華為5G系統的採用,是不可承受之重。內憂則有,歐盟決議通過英國脫歐。法國總統馬克宏從去年12月到今年1月,推動將勞工全額退休金的領取年齡從62歲提高到64歲的制度改革,所引發的街頭抗爭不斷延燒,愈演愈烈,難以善終。而更重要的恐怕還是,德國總理梅克爾指定的黨內接班人AKK,她在2月上旬宣布辭掉基督教民主聯盟的主席職務、而且不會參與角逐下任德國總理的寶座。兩個重大事件,讓歐盟前兩大經濟體的國家領導人政治威望為之重挫。

歐洲聯盟,做為多層次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的超國家典範,政治中心雖然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金融中心則是在倫敦。在英國脫歐之後,德國和法國基於經濟實力,從法蘭克福、巴黎、或是折衷的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在經濟中心的多元化過程當中,經濟邏輯是以「GDP說話」為主,再以雖不滿意、但能夠共同接受的「折衷次佳選擇」為輔,在大國主導下,義大利和西班牙兩個GDP第二領先集團扮演的角色有限。

在政治邏輯上,去年歐盟新領導梯隊上位的角力,梅克爾與馬克宏是最大贏家,既是政治現實,也反映出:非創始成員國家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始終是歐盟政治的邊緣人。正由於歐盟的超國家治理,政治結構複雜,以政經實力的硬標準來說,「玩家」門檻高,主權獨立國家之間的權力不對等,也因此,爭議性高的歐盟政策,對於成員國家的約束力也有限。就這點而言,無論是美國總統川普,屢次強調要提高北約組織軍事費用之共同分擔金額,或是禁止華為5G業務在歐洲的發展,乃至於希望冷回應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成員國家都有自己選舉和經濟願景的不同考量。

以2月中旬舉行的愛爾蘭下議院選舉為例,早年愛爾蘭共和軍的政治代表「新芬黨」,此次躍居第二大黨,前三大政黨的席次都沒有超過25%,聯合內閣勢在必行;這對於愛爾蘭政府在英國脫歐、北愛爾蘭與歐盟邊境的談判細節問題上,可謂徒增紛擾。此外,波蘭今年5月就要舉行總統大選,但卻因為加強對於新聞媒體與法院控制的司法改革,在去年12月與匈牙利被歐盟進行調查。雖然不會危及做為歐盟成員國家的身份,卻足以顯示傳統西方國家與東歐國家在政治價值上的巨大鴻溝。

至於2020年內憂外患的最大挑戰,還是在於歐盟與美國在兩個重大政策上的南轅北轍,伊朗核協議的舊怨及今年衍生出來的爭議,以及被兵臨城下的關稅。

就前者而言,歐盟當局和德國與法國絕對不樂見,1月份美國和伊朗幾乎擦槍走火的局面再現;但美國總統川普「無限施壓,自由開火」的政治性格,變幻莫測,在11月美國大選前,等於就是活生生的「重磅級」未爆彈。就後者來說,涉及到各國不同產業的關稅開徵,在川普各國擊破的貿易談判策略下,歐盟領導人的角色有限,反而是成員國家的領導人,必須自求多福。法國去年底宣布針對美國GAFA的高科技業者開徵「數位服務稅」(digital service tax),而美國的反制則是就法國的酒類(不含葡萄酒)、乳酪課徵最高100%的關稅。

最後,一個沒有英國的新歐洲,未來究竟要向下給予成員國家更大自主權,或是再向上發展成為法國總統馬克宏主張的歐洲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尚在未定之天。但可以確定的是,歐盟走自己的路,與美國「老大哥」所組成在2019年屆滿70周年的準軍事同盟-北約組織(NATO),將很難再扮演重要的角色。德國總統史登麥爾在2月14日,於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的開幕演講,對於川普「讓美國偉大」頗不以為然,而美國與俄羅斯和中國大陸彼此的互不信任,將會引發核武競賽,「德國應該增加國防支出,為歐洲的安全做出貢獻」。

有鑒於由國家元首組成的歐盟高峰會所提名、歐洲議會通過任命的歐盟「總理」,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去年剛從德國國防部長卸任,新歐洲未來5年的國防和外交政策,已經明顯反映出「去美國化」的政治走向。目前最刻不容緩的政治議程,除了法國總統馬克宏必須安然渡過因為社會問題引爆的政治危機,莫過於德國總理梅克爾,她要如何重新選定推出另一位能夠在2021年勝選的接班人。面對內憂外患2020年的新挑戰,寄望歐盟新的領導團隊有能力將危機化為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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