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衛生組織可以大破大立嗎?

世界衛生組織在此次疫情的作為引發爭議,網路上也出現要求祕書長譚德賽下台的聲浪。圖/美聯社
世界衛生組織在此次疫情的作為引發爭議,網路上也出現要求祕書長譚德賽下台的聲浪。圖/美聯社

從美國總統川普4月中旬宣布,要停止對世界衛生組織的經費援助之後,另一波在網路上要求世界衛生組織(WHO)祕書長譚德賽下台,連署人數則在4月下旬超過100萬人。而對此具體回應的,除了英國、法國、日本與中國大陸捐贈資金給世衛組織,還有祕書長譚德賽與歐盟執委會主席、法國總統、德國總理、聯合國秘書長舉行的視訊會議,就當前的全球新冠疫情進行正式會談。當全美死亡人數超過5萬人,川普總統與他指控的WHO(祕書長)應該負起什麼樣的責任,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在政治、法律、官僚、專業之「問責」(accountability),及其引發的爭端值得重視。

依據聯合國於二戰結束成立以來的政治運作慣例,世界銀行的總裁「通常」都是美國人出馬就任,而另一個動見觀瞻的國際貨幣基金會總裁,則「通常」來自歐洲國家,聯合國的各種國際組織有不同的任務和使命。而經濟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下轄的委員會,或其他附屬的組織機構,長期以來努力的目標莫過於和弱勢族群相關的議題,包括:少數族裔、婦女地位、兒童教育、糧食不足、醫療公衛,尤其是如何群策群力,解決貧窮的重大課題。

去年諾貝爾經濟獎的三位得主都很關注的「貧窮」議題,瑞典科學院在他們獲獎的新聞稿強調,每年全世界都有500萬個5歲以下的貧窮小朋友,因為生病而根本來不及長大,但重要的是,他們生的病其實只需要基本的醫療照顧,也不用花很多錢就可以治療痊癒,或甚至公共衛生做得好就可以預防這些貧窮小朋友免於一死。換言之,從某個角度來說,WHO其實是一個和貧窮國家兒童的疾病饑餓有關,只是有醫學公衛與流行病學專業人士參與的另類人權組織。

貧窮的問題,盤根錯節,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民眾,此次因為新冠疫情「無力就醫」,甚至根本就「無醫可就」;令人驚訝的是,這次在歐美先進國家浮出檯面的中低階層家庭,都是真正需要幫助和受害於貧窮的族群,也成為病下亡魂。而無論是「因病而窮」、或「因窮而病」,無疑已經成為各國政府在全球化時代,所不能不面對的政經社會之挑戰。

美國總統川普此次藉勢藉端,停止對WHO的經費援助,並沒有得到其他主要國家的支持。川普試圖從COVID-19醫療資訊的掩人耳目著手,再以經費援助做為手段,做為自己從1月到3月上旬「知情,但不作為」,以致釀成大禍的國內政治形勢,向外找出合理的指責對象,本身的動機就不單純。將美國輿論及反對黨對他的「政治問責」(political accountability),轉化為槍口對外,就協助中國大陸掩蓋疫情向WHO「問責」,在美國確實是民氣可用。

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和太太的基金會,在川普切斷金援後,4月下旬捐贈1.5億美元給WHO,他在接受CNN半個小時專訪時指出,WHO和美國之間有很強的連結,WHO裡面美國很多專家也和CDC有密切的聯繫;就此觀之,川普對WHO的「專業問責」(professional accountability),在這一場「指控比賽」(The Coronavirus Blame Game)實境秀,恐怕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正由於組織架構龐雜,人員國籍眾多,還涉及歐美國家及其他國家對於聯合國相關機構重要人事的角力。在更複雜的權力博弈之國際政治叢林,更難建立運作的績效指標,也因此難以追究任何的行政責任,更遑論法律上的問責!一旦美國和其他各國政府發動對中國大陸的集體法律訴訟,進入國際法庭的法定程序,曠日費時,天文數字的求償,其實只是當下各國國家領導人試圖擺脫疫情誤判和政治責任的寫照而已。

針對WHO予以課責,唯一可行的是「官僚問責」。在這次的疫情過後,WHO備受質疑的有:提供各國要不要(對中國大陸)禁航、大流行(pandemic)的判定是否有「雙重標準」,以及發布各個警示階段的標準與時機,做為WHO的祕書長,在既定規範與組織文化的制約下,力有未逮之處是他個人專業判斷和政治敏感度的問題。

然而,藉著這次的機會,讓這個長期以來就被歐美國家忽視、聯合國的「冷灶」機構,重新被排上全球矚目的議程之上,組織文化和結構權責、甚至主其事的祕書長推選方式,都有可能會改變。寄望在疫情結束,各國恢復經濟動能,國際舞台上的問責,能夠就事論事,持之以恆,吸取此次的慘痛教訓,促進WHO的組織再造,則當是聯合國之福,更是解決全球健康與貧窮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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