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收斂與擴散

產業糾紛默默地在疫情蔓延時升溫,全球化鐘擺正往另一個方向修正。圖/pixabay
產業糾紛默默地在疫情蔓延時升溫,全球化鐘擺正往另一個方向修正。圖/pixabay

從2017年中開始,美中關係就欠佳,貿易戰、科技戰(資安戰)、匯率戰(美指控中操控匯率),到後來外媒火上加油所謂的「冷戰」,近來又加上新冠疫情引發的「生物戰」,世界兩強之間牽動的國際政經情勢,似乎又有升溫的跡象。只是,各國這個階段自顧不暇,先處理內務,行有餘力再看看吧!國際組織的暮鼓晨鐘似乎不遠,百萬人連署要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下台,可能是兩強戰場延伸的另一段小插曲;但國際組織、區域組織可能在疫情後受各國正炙的民粹內政所淹沒,探索後中國驅動的全球經濟與後全球化的發展結構,已逐漸受到高度的重視。

1980年代後的四十年,世界各國漸漸朝向全球化靠攏,拜航空運輸與電信產業的解禁(De-regulation)與蓬勃發展,全球進入了一體化的收斂階段,許多國家都曾品味過那個年代全球化的甜美果實。但歷史巨輪下的人類活動是變動的,古代希臘哲學家Heraclitus:Everything is Flux!進入21世紀的世界局勢在財富與所得不均持續加劇的挑戰中,全球化紅利如何分配?不僅是眾說紛紜的一團迷霧,也成為階級與國家爭端之源。

近期由於疫情跨境擴散,國家之間的邊界定義又衍生出產業鏈的佈局矛盾,國際組織與區域協議均在岌岌可危的處境中,種種跡象似乎暗示著全球化鐘擺正往另一個方向修正。

產業糾紛默默地在疫情蔓延時升溫,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日前宣布將撥22億美元協助日籍企業撤出中國,這個宣示有四重意義:能源與環境的永續、跨境產業鏈的風險、日本國內就業與經濟的挑戰,以及地緣政治上的博弈籌碼。就此,美國政府落井下石地再度呼籲響應美商對全球產業鏈的調整(尤其那些在中國境內的營運),呼應四年川普競選政見所指引的回流浪潮。但對於日資撤出中國的政策,Nidec創辦人永守重信深深不以為然,認為疫情過後的全球化與再岸化(Re-shoring)只會發展出更強的彼此依附關係,而非斷鏈的各自為政。

無論全球化之議,孰對孰錯?倘若將此對立命題對比多年前德國工業4.0白皮書所勾勒的未來產業鏈,一個新的分析架構隱約成形。白皮書將工業2.0與3.0生產活動歸為一類,就是集中化、巨型工廠的發展,這個發展軌跡需要拜中國改革開放之賜。當全球在二戰後快速復甦之際,中國錯誤的政策導致在1970年代末呈現低窪下陷的投資環境,自然吸引了全球資本的爭相湧入;改革開放後的四十年,透過適宜的招商引資,締造了資本、技術、人才的彙集,這是Thomas Friedman在《世界是平的》一書探討推平世界的十台推土機之一,離岸生產(Off-shoring)。工業4.0時代將發展為在岸模式(On-shoring)或近岸模式(Near-Shoring),無論在岸或近岸,供應鏈的所在地成為「岸」的關鍵,所涉不僅產業活動,也是政治課題。「再岸(Re-shoring)」牽動多重敏感神經!

管理學者最擅長用2×2的矩陣分析各類複雜情勢,筆者自不例外。這個矩陣若將橫軸定義為分散化程度高低、縱軸定義為全球化程度高低,可分四個象限進行分析。左下第三象限的型態為高集中度(Centralized)、低度的全球佈局(或許可歸類為前工業2.0)。左上第二象限的型態為集中度與全球化均高的佈局,過去四十年的產銷模式可被歸於此象限。第四象限為高分散度(De-centralized)低全球化產銷模式可能走人類歷史的回頭路,但在當代人工智慧技術助攻下,有可能發展出新的適地客製營運(Local Customization),後勢且拭目以待。右上第一象限的特徵為高分散度的高全球化,客製化的在地性加強了全球脈絡中的連結,正是Nidec永守重信會長認為日資不該撤出中國的理由。

收斂與擴散,不僅勾勒了過去四十年的穩態結構所出現的微妙變化,緊縮的週期與頻現的暫態使得因應變動的挑戰加劇。倘若收斂與擴散模式受到疫情與新興科技觸發激烈變革,個別廠商的佈局將深深受到整體產業結構的變動衝擊,過往的全球化概念可能出現典範轉移,摸索新典範需要疊層國際關係、產業經濟、人文社會與科學技術的脈絡,方能透視新社會的圖像。在不斷被顛覆的時代中,抱殘守缺、依循既往穩態模式的經營者一定會被淘汰;唯有展現智慧、勇於挑戰內在慣性與外在逆境的領導人,方能悠遊於暫態與穩態的循環,不斷開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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