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新」南向重蹈「舊」南向後塵

國際政經情勢劇變、全球產業生態重整之下,正在崛起的東協市場更加是台商未來展現實力最重要的場域。圖/本報資料照片
國際政經情勢劇變、全球產業生態重整之下,正在崛起的東協市場更加是台商未來展現實力最重要的場域。圖/本報資料照片

四年之前,民進黨再度取得執政,希望擺脫過去國民黨執政時期台灣產業過度單向「西進」,以及降低台灣對外貿易依賴單一國家,在與東協國家之間的投資保護協議未臻完善下,高舉分散市場風險旗幟,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期待透過加強與東協、印、紐、澳等國家經濟的連結,讓其成為台灣產業對外市場布局之延伸。不過,四年之後,檢視新南向成效,似乎並非如此。

依據財政部最新公布出口統計報告資料顯示,今年前六個月,雖整體對外出口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封鎖邊境影響,但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出口金額達到668.5億美元、年增9.8%、占比42.3%,皆創歷年同期最高;相對此一期間,台灣對東協地區的出口金額則是僅有248.9億美元、年減4.8%、占比15.7%,不但是四年以來的最大衰退幅度,而且皆創歷年同期新低,兩者歷年同期比較呈現最高與新低「兩極」現象。

如果再就財政部統計資料,針對過去四年以來台灣對外出口最重要的中國大陸(包括港澳)和東協地區兩大市場加以觀察,其中對中國大陸的出口占比,均在四成以上,略較歷年上升。相對此一期間對東協地區的出口占比,則是從2016年的18.4%、2017年的17.3%、2018年的16.4%,至2019年的16.4%,呈現逐年下降趨勢,不如2013年所創下最高的19.1%,使得「新」南向是否重蹈「舊」南向後塵,再度成為媒體報導或輿論關心焦點。

回顧台灣推動「南向」政策並非始自今日,而是溯自1990年代初期。亦即台灣從1960年代起在國際分工體系下擔任代工生產帶來經濟高度成長,此時正面對著內部生產要素價格飆漲與外在經營環境變化衝擊;加上中國大陸採取武力鎮壓民眾受到國際社會封鎖之下,推動南向政策是頗為符合台灣促進經濟升級與產業轉型的規劃。不過,隨著1998年亞太金融危機,在席捲東協國家經濟的同時,重創產業體系,反而引發台商在中國大陸擴大改革開放政策,配合各項優惠措施誘因下,更加西進投資,導致第一次南向政策鎩羽而歸。

2000年之後,民進黨首度擊敗國民黨取得執政之後再度推動南向政策,由於東協國家歷經亞太金融危機之後,經濟體質脆弱、產業體系鬆散,此時台灣推動南向政策方向,調整以甫剛崛起、市場規模媲美中國大陸的印度作為主軸。雖印度經濟成長平均達到7%,但與加入WTO之後經濟成長平均超過10%以上的中國大陸比較,在先天條件優勢、後天環境配合下,難以擺脫中國大陸經濟磁吸效應,使得第二次南向政策終告失敗。

其實,一個小型經濟體在「重力理論」原則及「市場規模」磁吸效應下,其對外投資或貿易,在無形中勢必與相鄰的大型經濟體產生頗密切的互動往來。無庸置疑,近年隨著東協地區經濟的大幅成長,加上中產階級人口之不斷增加,是正在崛起極具發展潛力與值得拓展的市場。不過,台商前進東協地區,除了語言風俗隔閡之外,行政效能不彰、法令規章不足及投資保障協議不備等限制,這些卻又是許多台商難以因應的風險。

相對與逐漸邁入成熟的中國大陸市場比較,由於兩岸同文同種、地理位置接近,加上台商西進多年以來,已經習慣中國經營模式;尤其面對中國經濟體已成為全球僅次美國經濟體的規模,同時兼具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雙元地位之下,台商在整體經營規劃上,無疑將會選擇以中國大陸作為其產業發展的最佳腹地,充分發揮「規模經濟」利益。亦即台商在現實環境考量下,根本難以割捨中國大陸市場,甚至更加遵循「接近(中國大陸)市場、落實在地」布局策略,作為投資、貿易優先選擇。

在此同時,面對美中貿易爭端未歇及新冠疫情肆虐,造成國際經濟情勢劇變、全球產業生態重整之下,除了逐漸邁入成熟的中國大陸市場之外,正在崛起的東協地區市場,更加是台商未來展現實力最重要的場域。不過,無法忽略的是,中國大陸所主導的RCEP即將生效實施,在兩岸經濟實力已經從「量變」轉型為「質變」,呈現不利我方現實環境下,政府必須以務實的思維將兩岸關係的未來如何持續和平發展作為「上位」政策,進行整體前瞻規劃部署。唯有如此,始能排除台商布局南向所存在的風險,進而搭乘市場快速成長列車,避免「新」南向重蹈「舊」南向後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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