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催生新時代的多邊主義

疫情帶來的混亂,進一步凸顯了多邊主義規則和制度滯後於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現狀。圖/Pixabay
疫情帶來的混亂,進一步凸顯了多邊主義規則和制度滯後於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現狀。圖/Pixabay

文/王冬勝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副主席兼亞太區行政總裁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是對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的一次檢驗,也是對多邊合作和全球治理能力的考驗。面對這場罕見的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多數經濟體雖然出於無奈採取了邊境封鎖、區域隔離、商業停歇等應對措施。這種各自封閉、自我停擺的狀態,客觀上卻讓「逆全球化」和「保護主義」的雜音甚囂塵上。

事實上,疫情讓我們看到,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隔岸觀火,惟有加強多邊合作才能共體時艱。然而,多邊主義必須更有效地回應新時代下的全球挑戰。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西方國家已出現了明顯的「逆全球化」傾向。過去40年中,全球化在創造大量財富的同時,造成了已發展國家製造業「空心化」、中產階層的萎縮和貧富差距不斷加大等現象。英國脫歐、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美中貿易爭端、美日鼓勵製造業回流等等均是逆全球化的表現。

雪上加霜的是,疫情的蔓延導致了全球大部分製造業在產業鏈和供應鏈出現斷層,暴露出多國對全球市場的過度依賴性。以全球短缺的呼吸機為例,這個由上千個零件構成的精密儀器,生產供應鏈高度全球化,遍布歐洲、美洲、亞洲各個地方,關鍵零組件斷鏈就意味著整個生產線的停滯。而自「逆全球化」趨勢抬頭以來,許多國家對將關鍵技術和核心產品的生產「回遷」,甚至採取更多的貿易保護性措施來維護本國利益,防範未來的類似公共危機。

在這樣的宏觀背景下,疫情這個新變數的介入,雖不會改變全球化的整體趨勢,但形式和內容將會發生局部性的調整。全球供應鏈的重新配置,仍然需要強有力的多邊機構的協調,尤其是在應對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環境污染、消除貧困等全球共同挑戰時,仍需通過多邊合作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以鄰為壑」只會讓本就脆弱的世界經貿秩序陷入困境。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疫情帶來的混亂進一步凸顯了多邊主義規則和制度滯後於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現狀。現有的多邊主義框架是針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產物,是在西方國家主導下,保障全球安全和推動社會繁榮發展的關鍵因素。但伴隨全球從工業時代走向數位新時代,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非傳統安全的全球性問題與日俱增,使全球治理面臨全新的挑戰。

有鑑於此,新時代下的多邊主義須將人類的需求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形成一個更具有包容性和和多元性的多邊合作網絡。其中,包容性體現在賦予全球經濟中所有參與者更廣泛的社會責任感,即紮根於夥伴關係,讓跨國公司、社會團體、行業協會等利益攸關方有效地參與全球治理,強化人類共同體意識。就如同應對氣候變化需要全球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努力的決心,這些相關者包括政府、企業、民間團體、個人等等,缺一不可。

而更具多元性則體現於賦予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更多代表性和發言權,讓這些國家從國際規則和體制的接受者轉變為規則制定的參與者。如,通過20國集團(G20)、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等新多邊機制,統籌亞洲地區金融業監管及規則制定,擴大區域多邊機制在國際金融領域制度性話語權的影響力。

俗話說:「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新冠疫情絕不是人類發展史上最後一次重大危機,但強化新時代下的多邊合作將成為我們戰勝每一次重大公共危機、推動世界經濟發展和繁榮的關鍵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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