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視對美國順差擴大帶來的衝擊 ─以1980年代為借鑑

圖/美聯社
圖/美聯社

日前美國前貿易代表萊海澤表示,美國對台灣的貿易逆差不斷擴增,美國與台灣顯然還有些未解決的貿易爭端,這些都是讓台美無法展開雙邊貿易協定(BTA)談判的原因。萊海澤雖已隨著川普政府下台而不再是美國貿易政策主導者,然其臨別之言,仍值得我們注意。

台灣去年對美出口大幅成長,從美國的角度來說,對台逆差自然是扶搖直上,依美國海關統計,去年前11個月對台逆差已升至269億美元的新高,以此推計全年對台逆差將升逾290億美元,甚至逼近300億美元,這是有史以來對台灣出現最大的逆差。

美國對台灣逆差擴大,意味著台灣對美國順差升高,事實上也是如此,依據我國海關統計,去年我國對美國享有的順差是179億美元,創下歷史最高,雖然兩國海關統計數字差逾百億美元,然而卻同指著一件事,那就是台美貿易失衡趨於嚴重,這對台灣或許不是個問題,甚至會因此而高興,但對美國而言,那卻是個大問題。

回顧1980年代,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對美出口逐年升高,對美順差快速擴大,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指責紛至沓來,1984年美方與我國進行智慧財產權談判,指責我國仿冒品讓美國於1982年損失60~80億美元的商業機會,同時也損失了12.1萬個就業機會,美方還說美國國內仿冒品中有六成來自台灣,對此無理的指控,當年國貿局長蕭萬長在談判桌上嚴詞駁斥、據理力爭,美方對逆差的容忍度之低,指控之浮誇,於此可知。

自1985年我對美順差升逾100億美元,美方的談判力道加大,為因應美方的催逼,我國特別成立「行政院中美貿易順差專案小組」,這是個部長級的協商平台,由經建會主委趙耀東主持,與會者有經濟部長李達海、財政部長錢純、交通部長連戰及外交部長丁懋時,由此可知當年貿易順差擴大所帶來的談判壓力。美國對台灣的要求非僅於智慧財產權,舉凡影片的進口、租賃業、港工捐、勞工權益法令、金融業、輸美鋼鐵、關稅調降等等,無所不談。

雖然美方不斷施壓,但是我國輸美商品仍持續成長,1987年對美順差升至160億美元。順差愈大於經濟成長雖是好事,卻也讓美方態度更加強硬,讓台灣面臨更大的市場開放壓力,美方除要求我國提降稅清單,還要求我改革進口簽審制度,並且要我國比照巴黎公約的精神簽署雙邊專利協定。此外,我國政府也經常組團赴美採購,以表達我國改善對美國貿易逆差的誠意,這一頁談判歷史之艱辛,不言可喻。

必須注意的是,1980年代對美順差升高不僅帶來市場開放的壓力,新台幣匯率也成為美方關注的焦點,1986年初1美元兌39.6元台幣,次年年初台幣匯率升至35.2,年中雖已升破30,但猶未能讓美方滿意,當時有一則新聞如此敘述:「雖然新台幣已升值22%,惟因對美貿易順差仍顯著增加,美國仍要求新台幣匯率升值,否則將取消中華民國享有的優惠關稅待遇(GSP)。」美方的談話自然是有力量的,這一年的年底新台幣匯率已達28.9。

雖然當年這一波新台幣升值有國際因素,也就是1985年廣場協議迫使日、歐匯率升值這個背景,但是對於台灣而言,由於升值又急又猛,使得出口廠商面臨極大壓力。為因應匯率升值、市場開放及制度變革,廠商開始將生產線移至中國大陸,當年不少人憂心台灣將出現產業空洞化。所幸,當年政府訂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以為因應,廠商西進、南向投資非但沒有讓台灣空洞化,反而帶動產業升級,隨著供給原物料、零組件給海外台商更帶動貿易輸出,而讓台灣在這一波新匯率價位、外貿制度下仍得以享有6%以上的經濟成長,創造充分就業。

從1980年迄今已逾四十年,我們可以發現美國不論是民主黨執政或共和黨執政,對貿易逆差的容忍度都是非常低的。

往年如何,今天也是如何,對日本如何,對中國大陸亦然,對台灣自然也不會有例外。雖然我們可以聲稱依我國海關統計,對美順差沒那麼高,也可以如經濟部長王美花所言這是台商回台所致,但是美國向來不會理會這些說辭,可以預見的是,隨著我國對美貿易順差續創新高,在1980年代發生的談判、壓力必然會再捲土重來,也許談判的議題會改變,談判方式會不同,但來自美國的壓力絕不會少於當年。

我們認為,執政當局不要只想著如何洽談台美雙邊貿易協定(BTA),以博得簽署的美名,該關注的是這個協定能為台灣帶來多少出口優勢,我方有多少籌碼能說服美方,否則簽了一個城下之盟,徒然為台灣外貿戴上緊箍咒,豈是好事?然而,如今看來,隨著美方關切我國對美順差擴大,洽談BTA已非最急之事,當務之急是借鏡1980年代的的談判經驗,妥為運籌,才是正辦。

>>訂閱名家評論周報,關心全球財經大小事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