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向政策和移工治理應有新思維

新南向國家移工,不被重視,對於社會的運作,卻很重要。圖/本報資料照片

在後疫情的時代,百廢待舉。「有政府,會做事」,相對民生經濟和疫苗施打的問題,受到國人和輿情高度的矚目;出現在每個人日常生活身邊,「新台灣之子」的媽媽們,以及國際移工、特別是新南向國家移工,不被重視,對於社會的運作,卻很重要。

長久以來,不可諱言,因為嫁娶而來台定居的新住民,無論是來自中國大陸或其他東南亞國家,很多是經社弱勢與經社弱勢族群的結合。來自大陸各省市,只是說國語的「腔調」不同,尚且受到冷眼相待,更何況膚色較為黝黑、來自新南向國家的新住民;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子女,「新台灣之子」何其無辜,在鄰里巷弄、甚至在學校也可能被另眼看待。

究其根源,這是長期逐漸形成的集體意識,包括:非我族類、貧窮與富裕、有唸書/沒唸書,各種歧視以不同的方式,甚至是自己都沒有感覺到的方式,存在於日常生活當中。

有鑒於政府從2016年起,就大力推動的新南向政策,做為「五大旗艦計畫」的經貿合作、人才交流培育、資源共享、區域鏈結、以及青年領袖交流和玉山計畫,是「好的開始,對的方向」。然而,卻都屬於「廟堂之上,官衙之內」的正式計畫。

由於政治經濟環境的改變,上述計畫有必要「重新調整,再次出發」。最重要的是「飛入尋常百姓家」,從教育做起,提供誘因鼓勵更多散佈於社會角落,相關的婦女、勞工、社會、宗教慈善的非營利組織,就目前超過14萬人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偶,從認識中文與家庭烹飪,到民俗人情和同鄉聯誼,乃至於離婚的法律諮詢和離婚後的生活技能之培訓,提供必要的長期的協助。

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應該將眼光放遠,善用「台灣媳婦」的母國語言,反過來學習新南向國家的風土民情,宗教文明與社會文化和禁忌。在正式的教育之外,從社區大學、社區發展協會、各區鄉鎮村里的活動中心,都可以提供不同年齡社會人士的免費課程、經驗分享、以及各式活動的共同參與。全體國人,將因而有機會建立「有朋自遠方來」的人文素養,讓「新台灣之子」的母親們,成為新南向政策在基層的尖兵,在民間社會逐漸扭轉不正確的社會歧視。

另外,因為勞動力的不足,台灣社會需要看護移工,照顧台灣的高年齡長輩,更需要產業移工協助百工百業。依據勞動部的「勞動統計查詢網」,截至7月底止,國際移工在台總人數是69萬9,091人;印尼與越南的移工,各占三分之一,而菲律賓與泰國合計,占比也有三分之一。有鑒於移工在2017年的總人數是35萬人,而2021年的7月底,將近70萬人,成長一倍。這正顯示台灣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很快,另一方面,也顯示產業缺工的問題很嚴重。

「殺頭的生意,有人做」。在台移工的人力資源產業鏈,合法的經濟利潤,已經無法滿足從業者的需求。移工管理也衍生出其他問題:其一,以學生的身分到台打黑工,對於國內私立大學院校和建教合作業者的監督與處分。其二,家庭或長照機構的看護工(依據契約訂定雙方合意的薪資),轉換為工廠勞工(如果合法,則有勞基法最低工資保障),國內與境外的仲介費用,有利可圖。

加強移工治理,首重對於僱主、仲介(國內/境外)業者、以及勞工的規範與監督。然而,移工治理的「政府失靈」,原因就如同街頭巷尾的違法營業商家,「你知道,我知道,厝邊隔壁都知道,只有警察不知道」。「源頭管理,加重處分」,會沒有效果,是日積月累的制度性結果。一旦被撤銷執照,「借牌」、或「換一塊招牌」,無損於原有的產業鏈,合法開設、正派經營的業者反而受害。

事實上,台灣很多的僱主和國人,不同於香港與新加坡的僱主和城邦居民,呈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沒有英國殖民地的遺緒,英語溝通和英文閱讀,基本的能力不足。其次,缺乏英國所屬殖民地,包容宗教、種族、文化多樣性的歷史傳統。最後,對於國家法律和政府官員執法的尊重(甚至是畏懼),不如香港和新加坡,部分的原因,則在於裁罰和刑責都不夠重。

新南向政策,是國家發展的重大政策;而移工治理,是台灣社會的重要問題。政策的正確思維,不應該是「讓移工,歸勞動部;讓新南向,歸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只有全體國人能從身邊認識、瞭解來自新南向國家的媳婦和移工,整個社會轉變對新南向國家的刻板印象,甚至接受台灣經濟已經不如有些新南向國家的事實,才是促成社會和諧;只有當全民都參與到新南向政策的發展過程,擺脫「廟堂」與「官衙」式的政策推動方式,才是落地生根、全民多贏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