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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全球化與經濟發展路徑的挑戰

文/黃登興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傳統的經濟發展理論,強調出口導向的策略性貿易與吸引外來直接投資政策。參與國際貿易,讓資源透過市場力量流向有相對優勢的部門,總要素生產力得以提高,從而增加全國的總產值。但若沒有進一步做為,則可以想見一個農業資源相對豐沛的國家,則永遠停在出口農產品,進口工業產品的貿易型態。農業部門可隨著技術進步,而提升總產量,若國際價格不變,則其GDP與平均所得增加,應無疑慮。只是,光靠貿易,則該國將永遠停在農業部門為主的初級發展階段。此為基於資源稟賦的純貿易理論下的均衡或陷阱。

根據「創造比較利益論」,政府可以透過政策干預,讓資本流向製造部門,使其成為相對優勢的出口產業。此外,最直接的方法是直接引進跨國投資。外來投資發揮三個作用:帶來資本、製造及產銷管理技術、及出口訂單。後者與出口導向的策略發揮相輔相成的作用。

在舉世公認之東亞經濟發展奇蹟的各國(日本、四小龍與東協四小虎),都可發現其採用「出口導向+吸引外來投資」之發展政策。換言之,若稱『出口導向+吸引外來投資』為近代全球化下,主流經濟發展路徑,並不為過。只是,此必要路徑,並非一路平順,不能保證只要開放貿易加上吸引外資就能達成經濟發展的目標。如前述東協四國(馬、泰、菲及印尼)為例,依然未能發展成高所得國家。即便是後來改革開放,參與積極國際貿易加入WTO並以各種措施吸引外資,迅速崛起的中國,仍舊未能突破中等所得的陷阱。何以致之?

開放外貿與外來投資的發展路徑,途中障礙重重;出口導向或吸引外資的措施上涉及特許權、特惠條件的授予,外商、政府與在地企業菁英的合作角色有其必要,也易滋生特權左右進一步的產業政策。貿易造成進口競爭部門的萎縮、失業,所得不均貧富差距擴大等等,都可能導致社會不穩定而使發展停滯。如何穿越這些發展過程的障礙,體制「品質」是關鍵。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讓東協四小虎經濟發展受挫,固然有後進中國之低薪勞工的磁吸作用,關鍵也在其教育體制未能造就高階人力資本、族群衝突與裙帶資本主義,以致於未能利用外資,培養在地企業留下技術。中國的中央控管型國家資本主義,雖在開放初期能充分利用出口擴張及吸引外資策略,以國家力量進行市場換技術、補貼壯大國內企業,但終究得面對市場經濟與極權社會主義的矛盾。面對重點扶植產業的產能過剩與資源浪費,所得不均的種種問題,迄今仍未能發展成高所得國家。在以非市場經濟體2001年加入WTO的16年後,仍未能通過WTO認證為市場經濟的體制。

新冠肺炎的「全球化」,是反全球化的歷史大事件。2017年川普啟動的美中貿易戰,跨國分工生產鏈斷鏈或短化重整;2019年末源自武漢的新冠肺炎全球化,更讓國際貿易市場雪上加霜,全球貿易下滑。各種跡象顯示,全球貿易將發展成兩個分別以中、美為核心的經貿區塊。果其然,則除了少數已經發展到在產業鏈上擁有關鍵地位的國家,其餘後進者恐怕得面對二選一,甚至被迫加入中國或美國核心,成為其經貿邊陲的情境。

此一發展,似又回到早期的依附型經濟發展的路徑;後進國只能為區塊下的邊陲,參與中下游低階技術的加工出口。民主體制、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為核心國(美國)下的經貿邊陲國,與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下的邊陲國,何者將有較高水準的經濟發展,值得觀察。可以確定的是,前述『出口導向+外來投資』的對象,將因為疫病及中美貿易戰造成的雙區塊化,其規模勢必大為下降,因而複製東亞經濟奇蹟的可能性也會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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