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思維演變的供與需

COVID-19災情席捲全球,封鎖中受害的店家,在失業中受苦的民眾,無不眼巴巴地期待著天降甘霖。圖/美聯社

歷史的足跡,記載著經濟思潮的改變。回顧經濟思潮的種種學派,多而繁複,其出現皆有某一時代背景。當某時代遇到問題,舊思潮不足以解決病症,社會期待著新的思潮與作法,這是需求面的角度。另一方面,在該時代的政治架構與文化背景下,提供新思維出現的空間,醞釀成思潮,甚至落實為政策措施,乃是供給面的角度。換言之,新思潮的出現,乃是該時代有其需求,也有其供給。然而一套能解決該時代問題的思維,未必到了下一個時代亦能解決萬端,屆時又釀出另一個思潮醞釀的苗圃。於是乎,思維一直在改變,於需求角度與供給角度相互交下成形、變形。

從COVID-19災情席捲全球以來,各國頓時陷入交易停滯困境,經濟重創。在封鎖中受害的店家,在失業中受苦的民眾,千百行業,一籌莫展,眼巴巴地期待著天降甘霖。這一份強烈的資金需求,必須另有資金提供者。

此突來的鉅額需求,唯有政府夠力挹注,然而沒人能在事先逆料變局而先編出紓困振興的預算,緊急之下,不少國家作出了特殊時期的資金供給方式,美國聯準會即是祭出無上限QE,無限制供應資金。另有不少國家緊急編制預算,由央行注資,這種現象,有人稱為現代貨幣理論(MMT)之說。如此寬鬆的貨幣環境,頗有助長通膨之慮,但此在疫情期間未獲重視,直到2021年第四季,各種經濟活動慢慢回春,物價蠢動,通膨疑雲方成為議題重點,質疑著所謂現代貨幣理論的正當性。

上述在應付疫情的路途上,不少經濟思維與傳統主張出現差異。以貨幣政策理念為例,貨幣控制宜保持獨立性、避免央行印鈔以支應財政赤字,這些觀念在疫情中被放到一旁,然而,原本長久奉為奎臬的理論與借鏡,畢竟遲早必須再回頭思考。這一番思潮演變,服膺的理念時東時西,與社會背景更迭乃是亦步亦趨。

回顧經濟學上最有名的思維轉變,不能不提到凱因斯,其主張政府應強力介入市場運作的觀念,取代了古典學派的尊重市場機制理論。19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市場機制嚴重失靈,困在流動性陷阱之中。金融家愁雲慘霧,亟待新的機制問世。社會需求如此殷切,凱因斯以其累積的實務觀察,提出「一般理論」,開啟了另一套有別於古典學派的思維,提供當時解決問題的下手方向。以亞當史密斯為首的古典學派,以及凱因斯領銜的凱因斯學派,發展至近代的淡水學派與鹹水學派,始終相互較勁。在災難危機出現時,凱因斯學派占了上風;當經濟復蘇承平時期,古典學派的回歸市場機制看法則成為經典論調。

經濟學發展出諸多學派,皆是在各時期的社會、人文以及研究者論辯中相互供需交錯。回顧歷史上出現的種種學派,從文藝復興時期以來,包括重商主義、重農主義、古典學派、劍橋學派、歷史學派、邊際效用學派、奧地利學派、瑞典學派、社會主義等等。每項思維的出現,大致在為解決經濟問題,需求與供給相織而成。各種學派之間,屢有爭論,科學判斷與價值判斷殊異,主觀與客觀因素雜陳。

為解決經濟問題,必須對多元多變的實際現象深入瞭解,方能對症下藥,除了理論分析之外,實證分析不可或缺。有學者指出:1990年後學術研究文獻中,實證研究的比重日益提升,比純粹理論分析比重增加得快。並以近年諾貝爾獎而言,實證研究頗受青睞,2019年得主研究領域為探討貧窮問題,克雷姆(M. Kremer)於肯亞西部的研究,巴納吉(A.V.Banerjee)與杜芙若(E.Duflo)進入印度實地觀察,指出政策有效性須與當地居民所求相符,確實滿足貧戶訴求,不是單方注資即可。2021年三位諾貝爾獎桂冠得主,包括卡德(D. Card)對勞動問題的實驗,以及安格里斯特(J. Angrist)和因本斯(G.Imbens)對方法論的貢獻,乃以自然實驗領域獲得冠冕。

經濟學的分析,常先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下」,這條件在現實社會無法永遠不變。每一段經濟思想發展時期,皆政治秩序不同,社會結構差異,以及經濟論著的作者有別。每個時代,思想開拓新的路徑,也有承續舊有足跡之處。前台大教授林鐘雄在其《西洋經濟思想史》書中自序:「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有機會且也有義務重寫經濟思想史」。那麼,當今在疫情走向未趨明確之時,如何安度通貨膨脹與股市震盪威脅,在經濟產業結構調整中踏上坦途,必須一方面擷取既有理論之精華,另方面致力尋求新情境下的有效良方,年頭月尾,刻不待時。當代人相互交織思維,是對思想的選擇; 解決問題邁向未來,是對時代的承擔。

(本文為個人意見,不代表服務機關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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