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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的國際化 第二波強力出擊

已有逾60個國家,將人民幣列為外匯儲備。

於1997年亞洲金融海嘯發生時,為了避免國際炒家索羅斯以量子基金的市場影響力,在當時四處狙擊弱勢貨幣,中國大陸先是以外匯儲備支持港幣價位,也順利擊退放空炒作的禿鷹。繼而則是和日本、韓國等的貨幣管理機構,簽訂雙邊換匯保證,而開始有人民幣在邊境貿易以之外,初步的國際化。

到了2007年、2009年之間,因為金融海嘯的發生,更讓台灣執政當局認知到作為人民幣境外中心,可以有的潛在利益與安定作用。當時的台北、倫敦、新加坡也陸續做出人民幣的拆借、現鈔循流、衍生性金融商品與匯率交易的鬆綁,包括香港在內,可說是互別苗頭。

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於2016年10月,正式將人民幣納為特別提款權 (SDR)的貨幣組合籃內,同時也是美元、歐元、日圓和英鎊之外的第五種發行貨幣。一開始的權重設定上,人民幣占比11%,位居通貨籃組合內的第三高;但隨之而來的演變是,人民幣儲備貨幣地位的被認可。

在2017年的6月,歐洲央行將等值5億歐元的人民幣,納入到外匯儲備;而德國央行也宣布,即日起人民幣將被列入到外匯儲備,雖然德國央行執委會的委員 Andreas Dombret,於出席在香港舉辦的「亞洲金融論壇」(Asian Financial Forum)上確認,但卻拒絕透露其可能持有的額度。

過去十年間,各地人民幣境外中心可謂互有擅場。根據台灣央行的年度統計,顯示國銀的外匯指定分行(DBU)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人民幣存款總額為3222.5億元;僅些許低於2015年9月的前波高點,當時的存款額達到3223.3億元。不僅有歐盟、德國和俄羅斯等60多個國家,將人民幣列為外匯儲備;自本周四(18日)開始,以人民幣計價的原油期貨,也將開始在上海的國際能源交易中心掛牌。

令人困惑卻又感到振奮的是,台灣民間的外幣持有,其調節反應竟會如此的神準、快速;先前因著人民幣連動債的結算糾紛,因而曾經發生法人機構的拋售減持,居然可以在瞬間補足。

誠然,如何在金融政策和外資管理的異動上,能被市場預期和取得充分理解,以期能促進外資參與大陸金融機構的投資經營,都仰賴當局的作為決心。唯其有這樣的深化努力,才能強化外資信心和消除人民幣流動性不足的諸般因素。

展望未來,如何在人民幣被納入到SDR通貨籃的基礎上,進一步體現人民幣可以有的國際化功能呢?不只要在提升匯率管理機制的透明;並能順勢以中國大陸的經濟與金融潛能,帶動區域發展和穩定全球開放體系。

這些成就不僅會牽涉到「一帶一路」戰略的執行成本;更將是檢驗新一波人民幣的國際化,其成效是否卓著的最重要指標。

文以載道,以辛勤筆耕,來召喚出人間公義。讓主題與論旨在經濟模型指引下,和各類數據做到交相詰難的探索;於文字爬梳當中,則務必要言有所本。

盧信昌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