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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川普稅改周年的成效

轉眼間,美國川普稅改實施已滿一年。在2018年美國經濟表現超乎預期,經濟成長率達到6年來最高,標準普爾500指數亦於第三季達到歷史新高下,多數專家學者不得不承認川普總統(D. Trump)的減稅法案確有提振經濟的效益。

但去年底至今年1月,主要機構皆預測美國經濟將在2019年顯著趨緩,並將減稅效應鈍化視為關鍵因素,加以去年第四季漸露疲態的生產活動,似乎反映出減稅提振經濟僅有一次性效果。悲觀論者甚至直言,美國經濟成長轉緩的轉折點,恐已不遠。

事實上,減稅究竟是推升景氣的靈丹,還是招來風險的鴆毒,一直是經濟學界數十年來的未定爭論,也是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在經濟政策上的重大歧異之一。贊同減稅者所持的供給面經濟學(supply side economics)觀點,乃是共和黨歷任美國總統執行減稅政策的立論基礎,其認為政府減稅後,企業邊際獲利與生產效率將相應提升,使企業主的創新動機與投資意願俱增,進一步提升生產力,最終讓整體經濟的生產規模擴張。同時,隨著廠商的產能提升,人力需求將相應增加,使勞動職缺數量上升,有助提升勞工薪資水準,從而促進消費。當生產、消費進入良性循環,經濟便能加速成長。一如1980年代雷根總統減稅及2001、2003年布希總統減稅,即為其後美國經濟迎來多年榮景的主因。

然而,反對者則指出柯林頓政府加稅後,美國仍出現景氣榮景,顯見加稅並不見得有礙經濟表現,且稅率降低會讓政府收入減少,使政府面臨長期債務增加的問題。對此,贊同減稅者又爰引拉弗爾曲線(Laffer curve)等論述,強調減稅後整體經濟規模擴大所帶來的稅基提升,會讓政府長期累積稅收增加,駁斥反對減稅者提出的債務風險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想像。

姑且不論,拉弗爾曲線論及減稅最終會帶動稅基提升的門檻(減稅前的邊際稅率在50%以上),是否會在此次的川普稅改後出現。單就2018年美國經濟成長率、就業市場、投資面的表現看來,似乎指向川普稅改的預期效果已在2018年成真,例如第1~3季累積GDP成長年增率達2.8%,是12年來的次高;年底美國失業率位在歷史低點的3.7%、勞動職缺數達到歷史新高的700萬人、勞動參與率上揚到四年來高點的63.1%,顯見企業稅負減輕有利增加雇用,如蘋果公司即承諾在稅改後5年內,將在美國本土增加兩萬個工作機會,2018年迄今已新增6,000個工作職位;美國商務部統計,第三季新創企業申請有88萬家,是該數據有統計14年以來的新高,也反映出減稅讓創業門檻降低等。

但若觀察去年底的企業動向卻發現,即使勞動力成長速率加快,薪資成長速率卻沒有顯著變化。其次,NFIB中小企業信心指數、NAHB建商信心指數等調查顯示,即使減稅看似有助企業獲利,惟企業對未來的景氣觀感並未增強,2018年固定資產投資年增率反而逐季趨緩(從第一季的11.5%,降至第二、三季的8.7%、0.8%)。而去年底標準普爾500指數的主要龍頭企業,更宣布執行總金額高達1.1兆美元的股票回購計畫,代表企業未完全將省下來的稅負投入實體投資,也暗示共和黨預期的長期生產力加速成長尚未出現。

麻煩的是,在當前稅改的短期效果逐漸消散,供給面經濟學所支持的長期效果又還未出現之際,民主黨對減稅帶來的稅收流失,將使美國財政更見吃緊的憂慮大增。尤其是去年美國政府債務占GDP比來到78.8%的歷史新高,增速則是六年來次高,債務規模達22兆美元也已逐漸觸及所謂債務不歸路臨界值(point of no return)的24兆美元水準。去年眾議院預算委員會(CBO)亦估計,未來每十年美國政府債務占GDP比將增加20個百分點。

在此前提下,民主黨國會要力擋美墨邊界築牆預算,阻止美國財政惡化之舉,可謂「合情合理」,而川普執意兌現「不再讓非法移民偷走美國人民工作」的承諾,也似乎「情有可原」,但雙方僵持不下的結果,造成美國政府關門35天,創下關門最長的新紀錄。即使川普在1月25日簽署了臨時預算案,也只是讓美國政府可恢復正常運作至2月中旬而已。

在川普仍重申不排除再度讓政府關門,以及動用總統職權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以直接取得築牆預算後,在放眼2020年大選的考量下,民主、共和兩黨間的政治角力難以降溫。換言之,只要減稅的長期效果未顯現,債務膨脹風險便會與日俱增,導致往後川普政府每次提高債務上限時,可能會再上演一次諸如政府關門的劇烈政治擾動,更增添美國政經情勢的不確定性。而供給面經濟學預期減稅應帶動的經濟成長、就業市場活絡、企業投資增加與生產效率提升,乃至於稅基擴大的正向循環,能否在這樣的環境裡出現,恐怕沒人敢斷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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