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對抗氣候變遷成果有限的主因

《巴黎氣候協定》將中國碳排放量高峰訂定在2030年,使中國在此時限前仍可增加碳排放量。圖/美聯社
《巴黎氣候協定》將中國碳排放量高峰訂定在2030年,使中國在此時限前仍可增加碳排放量。圖/美聯社

若先略過新冠肺炎疫情不談,今年2月世界經濟論壇(WEF)發布的《2020年全球風險報告》指出,商界領袖擔憂的全球前五大經濟風險全都與環境有關,包括極端天氣、氣候行動失敗、天然災害、喪失生物多樣性、人類造成的環境災害等,顯示出氣候變遷雖不是新議題,卻是個影響層面與惡化程度愈來愈大的問題。

只是,即使各國普遍認知到氣候變遷的重要性,以聯合國為首的各項氣候變遷論壇及協議也看似定期產生,但人類對氣候變遷的改善始終微乎其微,單就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一項都難以達標。根據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2019年9月公布的《2019全球低碳經濟指數》(The Low Carbon Economy Index 2019),20國集團(G20)的減碳成果連續3年未達標,且2018年全球年度脫碳率僅1.6%,不只遠低於《巴黎氣候協定》所訂的3%標準,更較之前兩年的2.6%退步。

世界各國之所以無法團結一心對抗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影響,主要因素有二:其一是減少碳排放的短期成本過高,但效益卻遠在天邊;其二是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對減碳公平性的看法矛盾難解。

首先,就成本效益來說,國際貨幣基金(IMF)指出在以不同技術減少1公噸碳排放量中,太陽能成本接近130美元,離岸風力也達到100美元以上。但根據美國於歐巴馬政府時期估算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所造成的社會損失(包含海平面上升、洪水、熱帶氣旋等),每公噸二氧化碳排放產生的社會成本約在50美元。也就是說,各國政府及企業並沒有足夠的誘因去花費逾100美元減少碳排放,以抵換50美元的社會成本,這也是為什麼各國發展再生能源進度緩慢的最主要因素。

對此,IMF專家學者建議蘿蔔和棍子雙管齊下,提供各國發展再生能源的驅力。在蘿蔔部分,IMF建議各國在計算成本效益時,要以長期動態成本來思考,也就是研發新技術的過程中,將增進設計和管理方面的效能,進而降低該技術的成本,讓減碳的技術成本呈現趨勢性下滑;同時,也會產生外溢效果,如電動車電池的技術突破,將有助其他需使用電池的產業,使其生產成本下滑。所以,長期而言政府補貼不一定是血本無歸的。

至於棍子,就是利用徵收碳排放稅,提高各國碳排放的成本。相較自《京都議定書》以來的共識,目前各國可對企業課徵碳稅標準為已開發國家每公噸70美元、開發中國家每公噸35美元,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專家認為應將碳稅訂在每公噸75美元,使各國每公噸碳排放成本在加計社會成本50美元後,達到每公噸125美元以上,超過大部分減碳設施的建置成本。如此一來,才能有效促成各國減碳。

其次,當前減碳進度緩慢的主因,還在於已開發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發展差異的矛盾。由於當前全球高所得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無一不依靠便宜好用的石化能源,但這些國家走向富裕後,卻要求開發中國家減少或限制其石化燃料的使用量,既不公平,也為相對貧窮的開發中國家帶來更大的經濟負擔。更矛盾的是,氣候變遷及全球暖化的首批受害者,大多數是位處熱帶地區且相對貧窮的國家。為了經濟發展,這些受害較深的國家較受害較輕國家更加抗拒改善氣候變遷,也突顯出這個問題的複雜難解。

更何況,對各國而言,在經濟發展的巨大動態賽局中,各國不僅無法藉由改變自己的策略來影響其他國家的策略,違反協議更是每一個國家的最佳策略,導致所有參賽者皆不達成減碳標準,形成這場賽局的「納許均衡」(Nash equilibrium),進而導致數十年來全球氣候變遷議題徒有形式(即各版本的協定),而實質上的進展卻相對有限。再加上近年來美、中兩強在環境變遷議題上意興闌珊,態度也頗為消極與不配合,在在加重改善氣候變遷的難度。尤其是在強權爭霸過程中,美中雙方都不願因減碳而限制了自身經濟發展的步伐,去年11月,美國正式退出2015年所簽訂的《巴黎氣候協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雖站出來和歐洲一起舉起減碳的大旗,卻僅是因為該協定將中國碳排放量高峰訂定在2030年,使中國在此時限前仍可不斷增加碳排放量。

縱使2018年IPCC曾在報告中強調,世人只有12年的時間阻止氣候變化失控,否則損害將超越不可逆轉的臨界點。但令人沮喪的是,目前世界卻在反向而行。若要將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攝氏1.5度以內(與工業革命時期相比),全球人類需要更積極的作為。對於前述的減碳經濟誘因不足,固然可以透過蘿蔔與棍子予以強化,但各國能否團結互信,在兼顧經濟發展及減碳的過程中,已開發國家是否願意肩負更多責任,開發中國家又願不願意減緩經濟成長步伐為全球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將是人類文明能否避開氣候變遷威脅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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