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疫情升溫下的國際移工問題

政府力有未逮的失聯國際移工,已經超過5萬多人,恐成防疫破口。圖/本報資料照片

苗栗地區的科技廠商,國際移工的群聚染疫,看起來是告一個段落。此時,美國送給台灣250萬劑的疫苗,來的正是時候,算是給當下疫苗注射、諸事不順的全體國人,暫時打了一劑強心針。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大台北地區還是不斷傳出家戶感染、長照機構/護理之家、農產公司/果菜批發市場、或營建工地的群聚染疫事件,就算政府手頭上有將近500萬劑的疫苗,卻還是沒有什麼底氣。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對於「無死角」、「全方位」的疫情防治而言,國際移工的問題,不但是一個社會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

從蔡英文總統2016年就任以來提出新南向政策以來,外籍移工在2017年的總人數是35萬人,到2021今年4月底的71萬多人,成長幅度高達一倍。依據勞動部的勞動統計查詢網,截至4月底為止,在台的國際移工,總共有713,454人。除了農林漁牧、營造業和製造業的產業移工以外,社福移工主要從事家庭幫傭與看護、以及機構看護工作,特別是天天接觸高齡長輩的移工,遍佈在全台灣的長照機構和城鄉家庭。

另外,與國際移工相關、可能的防疫破口,正是政府力有未逮的失聯國際移工,已經超過5萬多人。

回顧5月到6月疫情升溫的期間,很重要的一個轉折點就是:位於苗栗縣的幾家高科技廠商,有國際移工陸續傳出染疫、確診的個案,並迅速向廠內員工、以及週邊的其他廠家擴散。

其原因主要有三個:其一是,移工從工作地點到居住宿舍的團體生活,有利於病毒傳播與相互傳染。其二是,在半導體的產業鏈裡面,相對於IC設計(例如聯發科)、以及晶圓的自動化生產(例如台積電),最後的封裝測試之製作流程,需要更多的人力資源和國際移工。其三是,教堂/禮拜堂/清真寺的宗教聚會,與週日的休閒活動,讓不同國籍的移工,彼此形成內聚力很強的群體,誠屬他們日常生活之必要,但是在疫情發展的期間,則成為一個不容易注意到的群聚接觸點。

事實上,在都會區的街坊巷弄,很多家庭或店家也都有國際移工。運用社群媒體所建立起來密切連繫的網絡,也有看護移工每天推著輪椅,陪老人家到居家附近的公園曬曬太陽、散散步,但他們在週末期間於各大城市的火車站會面,也已經成為都市的假日人文景觀之一。

在第三級的防疫警戒期間,看得見的部分,各縣市火車站早就被列為禁止群聚的重點。產業移工在苗栗各大科技廠房的事件之後,業者和地方政府也都有所防範,以免死灰復燃。此外,在長照機構從事看護工作的社福移工,也在這一波的群聚染疫、一次一次的「防疫清零」,才真正進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視野。

但是,在看不見的部分,除了超過5萬人的失聯國際移工,還有不為人注意、就在家庭與社區生活的家庭看護。

至於會不會仍然在工地現場,例如6月22日在北藝中心的工地所爆發之群聚事件,抑或是小大小小的建築工地現場,有沒有外籍移工、甚至是失聯的移工在內,都沒有人知道。

綜合以上所言,失聯移工的問題,在現階段的非常時期,緩不濟急,只能有待後疫情時代的賡續處理。合法國際移工的防疫措施,則可以分為「社會面」、「政策面」、「政治面」。

在社會層面和政策層面上,兩種移工由於工作性質使然,產業移工的防疫容易進行,主要分由科技部、經濟部、以及縣市政府與當地的業者廠商,基於剛處理完畢的經驗教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有必要,針對工作地點和住居宿舍,製作「防疫的指南與建議」,以及確診後的處理流程。社福移工在社會層面的複雜性,致使政策層面的措施方案,雖然難以通則化,卻可以依據中央主管機關的不同,製訂分門別類、因地制宜的防疫指南與建議,強化現有通報系統的機制。而就涉及醫療院所、長照機構、社區家庭的方方面面,還應該從勞動部到內政部(警政署與移民署),從衛福部到縣市政府、鄉鎮到村/里/鄰的民政最基層,大家必須提高警覺的是,一旦取消、或降低/分區降低/「微解封」防疫的警戒,則隨著社福移工的多元化工作,以及社區化的生活居住環境,他們接觸健康相對弱勢的族群,都讓彼此成為新冠病毒的潛在受害者。

最後,在政治層面上,要根本解決的問題還是施打疫苗;在疫苗嚴重不足的當下,「給不給移工打疫苗」,並不是一個問題。以當前台灣社會的氛圍,恐怕到了明年農曆年後,在台的國際移工,都還沒有機會打到一劑疫苗。這是全球性的人權問題,在「沒有局外人」的新冠疫情時代,「給移工打疫苗」,無庸置疑的,也是值得政府重新思考、賡續推動「新南向2.0政策」的一個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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