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信託監管機制亟待亡羊補牢

法務部以實務上有困難為由,延宕「信託法修正草案」。圖/本報資料照片

由於國內某知名企業依循「信託法」公益信託專章,於去年被發現近五年約有35.27億元的現金股利收入,透過公益信託模式,捐給自家集團所成立的基金會,形同資金從左手換到右手,但卻可依法享受免課所得稅的優惠。經當時朝野立委質疑有避稅或洗錢疑慮,財政部乃於2019年底在回應立委質詢時,建議法務部應提出「信託法修正草案」,設置一定比率的公益信託支出比,以監管公益信託。但法務部卻以實務上有困難為由,以致延宕近半年卻未見修正草案的提出。

而即使有部分立委主動提案修法,但也因當時立法院議決提前休會拚選舉,以致立委所提的修正案未能在前一屆立委的法定任期內通過。再加上立法院所訂法案審議屆期不續審的規定,因此即使新一屆立委已於今年2月就任,但加強公益信託監管的修正提議迄今仍是原地踏步。

檢視針對公益信託應透過修法加強監管,以杜絕企業逃稅甚或衍生洗錢弊端的議題,即使事證明確,但歷經半年卻還是不動如山。歸納起來,當初倡議修法的朝野立委,未能掌握時效,在任期內完成修法;及至新一屆立委選出,原來的未竟之業,則又受屆期不續審的規範,形同自縛手腳,固然是原因之所在;而新一屆立委從2月就任後,不巧又遭遇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衝擊,包括立法以及行政部門,當前關注焦點及施政重點,自然是萬事莫如防疫紓困及振興經濟急,公益信託法規制度的闕失及修補,自然也就被認為是不急之務了!

儘管時機不巧,但法規制度的缺失和修補,我們認為其實還是不應該被有意或無意的忽視。從而如何正視問題,找出能夠兼顧情理法的修正方案,無疑才是對於立法部門和行政部門能否履行職責的檢驗和能力之考驗了!

談到公益信託的制度闕失,財政部官員其實已經明指,「信託法」針對公益信託監管制度本來就較為薄弱,包括公益信託未將費用花在創立目的,但不只沒有懲罰機制,同時也無法取消公益信託的租稅優惠,甚至主管機關也無權追回企業當初申請信託時所享有的租稅優惠。因此,站在財政部立場,蘇建榮部長就曾公開表態,期盼公益信託應比照機關團體制訂的「緊箍咒」,也就是必須有60%的孳息收入用在創設目的公益支出,否則就應課徵20%的所得稅。

儘管財政部已經再三表態支持信託法修法的必要性,但是迄今做為信託法主管部會的法務部,卻只是在回應立委質詢時,被動而又消極的表示,想要對信託基金孳息收入用於公益支出未達標準者課徵所得稅「實務上有困難。」我們認為,如果法律規範有闕失,以致出現逃稅甚或洗錢等不法情事時,法務部本來就應趕快亡羊補牢,豈可以「實務上有困難」做為搪塞之詞?

因此,就本個案來看,法務部不只是失職以及瀆職,而財政部卻只能隔空喊話,則同時也凸顯整個行政體系跨部會協調溝通不足的痼疾,以及坐實外界對於公務體系本位主義的批判了!

除了法規的缺失,讓公益信託制度形同為企業逃稅甚至洗錢開啟一道方便之門之外,如果財政、法務兩部能夠因而跳脫本位,攜手落實公益信託的監管機制,但新監管機制的鬆緊之間如何拿捏,則又是對行政部門治理能力的又一考驗。譬如財政部官員在陳述如果個人或企業於提供財產作為公益信託時,必須符合三大要件才能免計遺產贈與稅和所得稅。這其中的前兩大要件,包括要委託合規的信託業者成立公益信託,以及費用支出的對象不能是給予特定人士特殊利益,自然是公益信託法人組成運作的應有之義。但是第三項提及若未來信託關係解除、終止或消滅時,其財產就必須移轉給各級政府或類似目的公益法人。這一項規定的本意雖在確保捐出去的資產即不得回收或挪做他用,但就像教育部在鼓勵私人捐資興學時,同樣也有類似規定。即私校如果辦不下去時,當初申辦者也不能把校地校產轉移用途。就立法本旨應是防杜申辦者轉成炒地皮者,但是在今天少子化生員短缺下,卻遏止了私校的退場機制,造成辦學者、私校教職員生及教育部三輸的困局。因此,針對信託制度的退場規範,也許要參考私校退場的前車之鑑,以免過苛的監管機制,反而遏殺了公益信託制度的發展生機了!

沒有錯,民主體制的運作主要依循法規的完整、及時和能夠兼顧情理法。當然,這樣的指標說來容易做來難,但不正也是對於政府治理能力與績效最精準的評量指標?台灣在這一波的抗疫表現讓世人刮目相看,而如何導引公益信託的正向發展,無疑將是另一個觀察的指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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