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電認罪協商 是毒藥?還是救命丹?

聯電從被美國聯邦檢察官起訴至談成認罪協議,僅耗費兩年,在時間成本與相關訴訟成本的考量下,已屬快刀斬亂麻。圖/本報資料照片
聯電從被美國聯邦檢察官起訴至談成認罪協議,僅耗費兩年,在時間成本與相關訴訟成本的考量下,已屬快刀斬亂麻。圖/本報資料照片

文/楊迺軒 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於東吳大學法學院

認罪協商在台灣刑事司法體系裡並不常見,但在美國卻是常用的處理方式。相較台灣刑事案件處理方式,因受限於立法模式的差異,且認罪協商的運用限制較多,根據司法院2019年的司法統計年報,台灣透過認罪協商制度的刑事案件,僅佔當年度刑事案件3%。

兩年前聯電遭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DOJ)控告違反「經濟間諜法」,震驚國際,外界紛紛臆測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歷經兩年談判,美國司法部日前同意聯電以「認罪協議」(plea agreement)達成和解。筆者以專攻英美刑事法的背景,由本案「認罪協議」出發,介紹美國檢察官執法的實務面,以供我國企業在美國發展時,作為借鏡。

一、聯電先與晉華被控共謀竊密嗣後與美簽訂認罪協商配合調查

2018年11月,聯電因與中國福建晉華公司被美光控訴共謀竊取營業秘密,遭美國聯邦檢察官以「美國經濟間諜法」第1831條《共謀實施經濟間諜活動罪》,與第1832條《竊取一般商業機密罪》提起刑事訴訟。經過兩年的偵查及協商,美國司法部同意以「認罪協議」的方式,撤銷該案中原起訴書中對對聯電的的各項刑事指控,包括共謀實施經濟間諜活動、共謀竊取多項美光營業秘密和專利,以及可能從美金4億到87.5億的損害賠償與罰金等。聯電則承認犯下另一項「竊取一般商業機密罪」,同意支付美國政府6000萬美元的罰金,並在三年緩刑期間內配合美國司法部調查。

二、美國認罪協商司空見慣 即時止血是不幸中的大幸

認罪協商(plea bargaining)在台灣刑事司法體系裡並不常見,但在美國卻是常用的處理方式。相較台灣刑事案件處理方式,因受限於立法模式的差異,且認罪協商的運用限制較多,根據司法院2019年的司法統計年報,台灣透過認罪協商制度的刑事案件,僅佔當年度刑事案件3%。由此可知,美國認罪協商制度在當地刑法體系具有關鍵地位,在個案辯護律師與檢察官協商談判過程中也極為重要。

為何美國與台灣的認罪協商採用比例如此懸殊?一來是美國刑法中具有法人犯罪的規定,亦即一般公司、企業皆屬於刑法處罰的客體;然而台灣刑法裡,由於「法人」並不是刑法所規範的客體,除了少數特別刑法的規定外,原則上並不存在法人犯罪。而美國在2001年發生有史以來最大的商業醜聞安隆案(Enron scandal)後,逐漸轉向以重刑化政策來處理白領犯罪,像是2002年提出的沙賓法案(Sarbanes-Oxley Act),就讓企業犯罪的罰則大幅加重。二來是,即使美國與台灣的刑事訴訟法中皆有「認罪協商」之規定,但美國認罪協商制度的適用範圍與操作空間遠大於台灣。台灣刑事訴訟法中「協商程序」的適用案件,僅限於「最輕本刑非三年以上」的輕罪;且檢察官開啟認罪協商的時點,必須在提起「刑事起訴後」才可為之。相比之下,美國的認罪協商制度並沒有這些限制。因此,美國刑事案件實務上,認罪協商便成了主要的處理方式之一。

而認罪協商對被告而言,多數時候未必吃虧,甚至可能成為被告獲得喘息空間的機會。以聯電認罪和解案為例,聯電原先被依《共謀實施經濟間諜活動罪》、《共謀竊取一般商業機密罪》與《實施經濟間諜活動罪》等三項罪名起訴,透過與美國聯邦檢察官談判斡旋,聯電說服檢察官改以較輕的《竊取一般商業機密罪》罪名起訴聯電;聯電也同意較輕的罪名,以換取美國檢察官撤回其他較重犯罪的起訴。於此,聯電因承認較輕的《竊取一般商業機密罪》,免於被冠上經濟間諜罪的國安犯罪之風險;並將原本恐面臨的鉅額罰金,大幅降低至認罪協議中的6000萬美金。以結果而論,個人認為這份認罪協議談成的條件,相較於前述被起訴的情況與預期處罰來看,可算是聯電止損的一大勝利。

再者,原起訴書中所指控的罪名,屬於國安經濟犯罪,不僅範圍廣、影響大,一不小心更可能賠上整家公司的未來。若該案進入刑事司法審判程序,少則可能花費數年,多則恐十來年都得纏訟,對企業的發展十分不利。此種經濟間諜罪要能達成認罪協議,不僅要說服本案承辦聯邦檢察官,還要取得美國司法部國家安全部門的同意,難度不可謂不小,聯電能在兩年內以認罪協商,與美國司法部、聯邦檢察官談判並解決紛爭,應能稱得上是不幸中的大幸。簽署認罪協議後,只需注意在緩刑期間的三年內,不再觸犯美國任何法律,就能順利讓案件落幕。

三、簽了認罪協議就要當抓耙子?聯電被迫成為美國司法部好朋友?

聯電簽署認罪協議後,外界擔憂協議書恐怕變成美國司法部的把柄;亦有報導基於認罪協議第9條,主張聯電將成美國司法部好友、業界裡的抓耙子。然事實上,協議條件僅要求聯電「被動配合」美國司法部的調查,不必主動提供任何不利他人的資料。聯電雖須配合美國司法部調查,但因雙方早已達成認罪協議,聯電自然不再受到該案刑事起訴的威脅,也就沒有任何需要「迎合」或「討好」美國司法部的動機,更遑論主動揭露他人的不利消息。

四、認罪協議不等同污點證人 聯電僅需「被動」配合調查

此外,有見解認為,聯電在案件中,是以「污點證人」的身份換取保命空間。

但其實美國刑事訴訟法中並沒有「污點證人」的直接用語,相同概念係規定於聯邦刑事責任豁免法(18 U.S.C. § 6001 – § 6005)。證人若在刑事程序中,放棄不自證己罪特權而為證言時,經檢察長同意且認定該證言具有公益性時,檢察官可向法院申請核發證人豁免命令(immunity order)。意即「污點證人」得等到程序終結後,才能藉由「豁免命令」脫離刑事責任或獲得較輕量刑。由此可見,聯電在這次的案件裡,並非此處的「污點證人」,而是早已透過認罪協議,並單獨脫離刑事程序,也就沒有誘因需要主動對其他廠商做出不利動作或抓耙子的行為。

五、從實務上來看能掌握認罪協議進度的是檢察官而非被告

聯電從被美國聯邦檢察官起訴至談成認罪協議,僅耗費兩年,在時間成本與相關訴訟成本的考量下,已屬快刀斬亂麻。有學者建議,聯電應在被「起訴前」就談妥認罪協議,而非被檢察官起訴後才談,因此認定聯電在案件的訴訟處理不算成功。然而,美國檢察官具有很大的起訴裁量權(prosecutorial discretion),被告方並無法決定或強迫檢察官在起訴前就先和被告談判或溝通,此一權力完全掌握在檢方手上。依據聯電於2018年11月2日所作聲明,美國檢察官辦公室在起訴前並沒有事先通知聯電且給予討論事件始末的機會,僅以談成認罪協議的時間點先後,逕行斷定聯電處理案件的優勝劣敗,對聯電而言並不公平。

六、美國法律係長臂管轄 聯電認罪協議可作借鏡

在美國的長臂管轄(long-arm jurisdiction)下,我國企業若侵犯到美國企業的相關利益,且有違反美國法律之虞時,都可能遭受美國聯邦體系的調查或追訴。又美國刑事制度與我國的不同之處,包含法人入罪化、認罪協商運作空間大等,都是我國企業在美國發展時,必須更為小心且留意的地方。倘若真的發生企業內控機制失當,而有觸犯美國法律的風險時,除了透過專業律師協助,無論在認罪協商制度或一般刑事程序,都應積極地與美國檢察官或司法部進行溝通,企業也應回頭解決引發該問題的制度性缺失,以避免未來再次觸犯相關法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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