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投資不足癥結解決超額儲蓄

圖/本報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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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戴肇洋 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主計總處近期公布2020年台灣經濟表現時指出,雖過去一年民間消費因疫情衝擊而略為萎縮,但在出口貿易屢創佳績加持下,將成長從之前預估的2.54%上調至3.11%。然而,在提高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同時,由於境外資金匯回增加國外要素所得,造成國民儲蓄(GDP經微調後減去消費)達到7.70兆元,超額儲蓄(儲蓄減去投資)則是突破3.17兆元,皆創史上新高。

台灣在1970年代之前,國民儲蓄極端不足,超額儲蓄經常呈現負值。不過,隨著台灣經濟快速成長,在充分就業大幅提高國民所得的同時,國民儲蓄不斷增加,使得超額儲蓄開始上升,於2009年時首度達到1兆元;尤其是在2014年之後快速成長,持續六年超過2兆元,2020年更進一步突破3兆元。亦即過去10年以來,超額儲蓄已經累積20兆元以上。

雖此意味著「台灣錢淹腳目」榮景,但卻又無法掩飾其背後反映的是,在台灣經濟快速成長的同時,產業投資未能與時俱進,造成超額儲蓄急劇飆高現象。依據主計總處資料顯示,國內投資毛額(包括民間及公共建設等投資)占國民所得毛額之比率,從1980年代平均25.7%、1990年代26.6%、2000年代22.9%,下降至最近十年僅有21.9%,不但不如南韓、日本等先進國家,更是落後中國大陸、越南等新興國家。

誠如許多學者專家再三指出,儲蓄屬於閒置資金,如果這些閒置資金沒有被移轉至從事公共建設或參與民間產業實體投資,極易被移轉至投入房市或股市。其中前者炒高房價,讓薪資微薄的年輕族群望屋興嘆,至於後者炒高股價,則是讓脆弱的經濟結構添增泡沫風險,此對台灣社會或經濟長期發展而言,是值得重視的警訊。

面對近年以來超額儲蓄急劇飆高警訊之下,據悉政府相關部門正在研擬「促進私募基金投資產業要點」相關辦法,希望將民間企業既有的閒置資金,尤其期待將保險業界已經累積頗為充沛的資金,未來能夠投入公共建設或民間產業實體投資,避免過多超額儲蓄被移轉至炒作房市或股市,甚至成為泡沫燃點,藉以降低經濟風險。

不過,個人認為,政府希望將這些超額儲蓄誘導移轉為投資,應該將其目標針對過去30年期間在整體超額儲蓄累積中,其占比超過七成的企業。亦即政府必須思考的是,長期以來為何企業一方面享受政府優惠產業政策,或者占有絕對多數多社會資源,一方面卻未再將超額儲蓄移轉持續加碼投資台灣,甚至未能分享受僱勞工?

在此同時,如果政府希望從企業超額儲蓄移轉為投資角度切入,我們發現過去以來政府始終將核心聚焦於如何加碼提供投資優惠措施做為政策主軸,相對卻又較為忽略影響企業投資意願癥結的是法制層面;尤其是在排除不合時宜法規及因應經營環境變化與時俱進增修公平競爭法規。亦即加強改善企業投資法制層面所存在的問題,遠比提供租稅減免優惠措施更加重要。

舉例來說,依據瑞士世界經濟論壇(WEF)全球競爭力報告資料顯示,雖歷年以來台灣在整體排名上,皆為名列前茅;但如果我們再從全球競爭力報告其他細部評比項目加以觀察卻又發現,台灣在「行政法規繁贅程度」、「關稅複雜程度」「雇用外勞容易程度」、「解決爭端法律效率」、「開辦創新事業需要天數」、「破產法規架構」等排名上,則屬落後。

很顯然地,未來政府在誘導企業加碼投資台灣思維上,除了聚焦解決投資「五缺」問題,或是提供租稅減免優惠措施之外,排除上述現行法制層面所存在的限制,其實是政府希望透過企業提高投資意願,解決近年以來超額儲蓄的癥結。亦即政府在解決目前台灣超額儲蓄政策上,並非僅有認為透過增加公共建設投資獲致經濟成長,以做為政績宣傳的短線思維,而是如何排除企業在投資上所面對的法制層面障礙,作為最優先思考的問題。

面對美中貿易糾葛及疫情衝擊,未來數年全球經濟可能呈現不確定與不穩定雙重壓力之下,我們不厭其煩陳述解讀上述事實,乃是希望政府在促進企業加碼投資國內的同時,必須有效排除長期以來企業在投資上來自法制層面障礙。亦即唯有完善法制,始能提高企業投資意願,藉以解決近年以來超額儲蓄夢魘,進而成為拉抬台灣經濟持續成長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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