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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保單之亂的根源

新冠疫情發生至今兩年多,政府從疫情之初就嚴密防守,盡可能避免疫情衝擊產業和經濟,包括各式紓困方案都緣由於此。令人意外的是,疫情演變到如今階段,反而因防疫保單之亂衍生金融穩定問題,細究責任,政府、保險公司和民眾三方都責無旁貸。

先前疫情指揮中心曾指,如果以香港或紐西蘭染疫率16%估計,台灣染疫總人數將達約370萬人,但不計算壽險,單以產險業目前已售出的600~800萬張防疫保單來看,基本架構都包含了隔離和確診理賠兩部分,因此370萬人確診,除了對防疫險的確診理賠形成沉重壓力,另有多少保單會因隔離出險,目前看起來更是難以估算的黑數。加上國內產險出售的防疫險並沒有安排再保,等於損失完全自負,一旦有產險公司真的賠不出來而破產,整體金融市場都會籠罩在保單理賠烏雲下。

會產生這場防疫保單亂局,歸根究柢還是回到保險公司本身的錯誤。首先,保險公司都有精算部門,計算保費收入和承擔的風險是否相符,保險公司固然可推責到政府防疫政策轉彎,但事實上,並沒有人保證防疫政策會永遠不變,保險公司商品在設計時所以要經過精算,本來就應該假設在各種情境下,保守精算保單可能的風險和可出售的胃納量,且這應該要和保險公司的財務相符。在保費的設計上,也應該是較高的保費才能提供較多的保障。

可是很顯然,台灣的防疫保單並未依循應有的遊戲規則,反而是草率走上「以小搏大」的博弈邏輯。

以多數防疫保單為例,都是單一價格、定額理賠,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市場第一張防疫「神單」,即2021年由台產首發的防疫保單,設計一張500元保費,但投保人被隔離或確診就理賠10萬元的保單。用500元去「拚」10萬元,這是對人性的考驗,也是對保險公司本身運氣的考驗。在當時防疫政策還是拚清零的環境下,台產這張神單就賠了19億元,以此估算,不難想像目前與病毒共存的環境下,保險公司面對的壓力有多大。

當然,保險公司在銷售防疫保單時,也未必完全不清楚相關風險,但一方面是來自「同業有,自己不能沒有」的壓力;另外也有來自業務員的壓力,即人家這張保單好賣,為什麼我們沒有;最後則是來自客戶對於別家有、你們為什麼沒有的壓力。三重壓力下,第一個亂象就是保單設計基本抄襲比照,且大家都是抱著多賣多贏的態度,完全把可能的風險拋諸腦後。

第二個亂象則來自政府。首先,有了台產的前車之鑑,金管會對於各產險後續推出的防疫保單,只有政令要求必須符合風險試算等,但沒有嚴格設限或要求保險公司必須先做情境和壓力測試;對於重複投保,金管會也是放任業者自行決定。一直到問題愈滾愈大,金管會才從原本保護消費者的角色,回神到監理機關,並提出緊盯RBC、金控母公司出具增資承諾書和必要時允許動用準備金等方式補破網。

至於衛福部政策朝令夕改,當然也是在這波防疫保單之亂中被千夫所指的對象。不過平心而論,衛福部不是金管會的下屬單位,管得又是防疫而不是金融,在這場防疫保單之亂中,頂多可以說衛福部沒有妥善溝通,而且很多做法如確診的判定、隔離匡列方式等,以致引燃防疫保單的諸多亂象和爭議。

最後一亂則是回到道德風險,也就是人性。保險的本質是提供保障以減少損害,可是在這波防疫保單之亂中,疫情的輕症化導致防疫政策的不斷調整和保單設計漏洞,讓投保人忘卻保險的本質,而是用賭博、賺錢的心態去拚出險。甚至有人投保後故意循確診者足跡,希望自己染疫或被隔離;更不乏有人確診後「炫耀」自己和家人投保了多少張防疫保單、取得多少理賠金。這樣的思維,與保險存在的理念大相逕庭,也是可能壓垮保險公司的最後一根稻草。

整體來看,目前已全數停售的定額理賠防疫保單,就是一輛先天設計錯誤、剎車失靈的汽車,出場時又沒有品管人員(金管會)檢測,加上瘋狂的駕駛(投保人)和九彎十八拐的道路(防疫政策),想要不失控,真的無異緣木求魚。

賣出去的保單猶如潑出去的水,如果後續疫情降溫,或衛福部將新冠由法定特殊傳染疾病降級,或許可以降低產險公司理賠壓力,但對於投保人、保險公司和金管會來說,都應該從防疫保單這一堂課記取教訓;畢竟,保險不是賭博,萬一保險公司因而面臨倒閉,不但影響民眾原購買其他保單的合法權益,甚至衝擊金融秩序的穩定,恐怕全社會都必須共同付出更沉重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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