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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真諦與化解社會之歧見

文/羅俊瑋 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新冠肺炎自兩年前爆發以來,為人類生活帶來種種前所未見之重大議題。就保險或法律而言,亦係如此。保險制度,就相關法律教學或國家考試觀點而言,似屬小眾科目,一般學生與考生或未將其作為主戰科目。

就一般人生活而言,似亦非為重點。然新冠肺炎發生後,於近兩月來,似將保險與相關法律議題推向前所未有之高峰。而社會各界,對於防疫保險有各種不同之主張,此等輿論或確為灼見,抑或為拙見者。筆者近十餘年忝於大學擔任保險法教席,復又參與社會相關工作,擬藉此對相關重要爭議提供若干觀察與想法,希得以緩解社會就此之爭議。

保險制度之產生,係為得以分散風險,消化損失之用,但絕不得將其作為賭博獲利之工具。果若如此,社會將瀰漫投機不良之氣息,最終將使社會風氣敗壞。保險就是否以損失填補為基礎而設計,而有不同法律規範。

防疫保險於設計當初,除因健康或生命受到風險者外,尚有因隔離或確診所生財務損失部分之考量。於以費用補償或收入受損之設計,因證明相關數額較為困難,故以定額給付方式安排。而以此方式設計者,則無所謂損害填補之問題。然而,不能因此推導至保險人不得就其經營風險進行考量之結論。換言之,此等商業保險,保險人於訂約前自有就相關因素核保之餘地,況並無法律就此有所限制。

復保險本係就被保險人有憂遭不確定風險而受損之慮,故以交付保險費換取保險人承擔風險之制度。於契約成立生效後,雖疫情有重大變化或政府對策有所變動,然此均屬被保險人欲規避之風險,保險人實無就此認為有重大情事變更之由,而有毀約棄諾之空間。又疫情變化,對保險人而言,正為其履行承諾之責任,其無得主張有危險增加而請求加費之問題。

於保險事故發生後,保險人即須依約負擔責任,被保險人僅需就事故發生予以證明,除契約約定以取得醫師診斷證明為理賠必要條件外,用電子健康碼等各種資料證明,已為適足,而無須爭論。又就快篩陽性視同確診,係以公共衛生管理之考量所為決定,其可否作為保險契約承保之風險發生而進行決定,則應就個別保險契約條款文義,以為最終之定論。

保險係無形之商品,消費者之信心為業者經營之基礎,果如此等信心破毀,將使保險等金融產業煙消雲散。為維護此等信心,政府有責任進行嚴格且謹慎之監理。政府之監理,應以確保相關行業穩健營運,維護消費者權益為中心,似無法將此擴張至對私法契約進行最終之解釋。按我國現制,其係屬獨立之司法機關或法律設計具獨立運作基礎之評議中心所有之職權,渠等均須依據契約約定與法律規定進行裁判或決定,而無妥協之空間。

社會各界就私契約之爭議,應就契約約定詳以瞭解,並依據契約約定履行。然保險等定型化契約有複雜或不公之處:法律已就此等可能肇至不公之點,有所規範調整;或就複雜之處,要求相關業者詳為說明與揭示。然若仍生爭議,應依法進行訴訟或評議較為妥適。徒以政治施壓或小道輿論放話,誠屬不當,且將致使社會民心浮動,實為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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