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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三巨頭落難 釋放歐盟向右走的政治訊號

2019年伊始的歐洲,傳統德國、法國、英國的國家領導人,各自遭逢國內和黨內反對勢力的挑戰,梅克爾在黨內交棒、馬克宏的民調低落、梅伊則是剛躲過不信任投票的逼宮,脫歐的B計畫生死未卜。

落難的歐洲三巨頭,相對於義大利副總理、極右派聯盟黨領袖和波蘭內政部長元月初在華沙的記者會上宣稱,要共同努力,「打造一個新歐洲」,已經為今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和未來歐盟的走向,釋放出「向右走」強烈的政治訊號。

首先,今年3月底英國脫歐的情勢動盪不安將近三年,仍然沒有落幕;歐盟其他國家「知道英國不要什麼,但不知道英國到底要什麼」,而最大的受害者,則莫過於和北愛爾蘭接壤的愛爾蘭,以及有英法海底隧道連接倫敦和巴黎的法國。此外,5月又適逢歐洲議會每五年一次的選舉,5億選民第一次在沒有英國的情形下選出議員,而選舉的席次也將從現在的751席減少到705席。目前由親歐盟、中間偏左與中間偏右組成的執政聯盟(476席)和反對黨(275席)的態勢,已經隨著最近幾年在法國和德國、荷蘭、波蘭、奧地利、義大利,以及其他前東歐國家(例如捷克和匈牙利)右派政黨的崛起、甚至取得執政權,一個正在「向右走」的歐洲,對於國際政治經濟的發展將造成不容忽視的影響。

從政治學的理論來說,「左派」和「右派」所謂的「意識型態」(ideology)可以是一套邏輯連貫、具有系統的理念體系,也可以是一種提出「階級意識」、或信仰系統的政治世界觀。從左到右的政治意識型態的光譜,已經是取得政治影響力的思維模式,並且過去百年來,在歐洲各國也有具體的實踐。不同的意識型態,沒有好壞之分,只是價值的選擇;「自由」未必代表道德高尚,「保守」可能是傳統觀念價值的維護。

其次,政治的意識型態影響歐洲「向右走」的政治走向,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透過其與各成員國家執政黨的政策思維的連結。左派政黨對於加稅、非核、大政府(社會福利)、環境保護優先的堅持,相對於右派政黨的減稅、擁核、小政府、經濟發展優先的主張,給予選民更多不同的政治抉擇。

雖然政府的政策伴隨著執政權力的此起彼落,行之有年,然而,20世紀以來的全球化,在世界各國所引起貧富愈來愈懸殊的階級抗爭,以及世代對立,成為各國政府的燙手山芋之際,錯綜複雜、盤根錯節的東西方「種族」和「宗教」因素,才是當前探討歐盟「向右走」必須檢視的深層原因。

就此而言,影響歐洲國家「向右走」最重大的兩個事件,莫過於2001年的遠因和2010年的導火線。前者是2001年發生在美國的911自殺式恐怖攻擊,後者則是2010年12月發生於北非,延燒到中東國家的「阿拉伯之春」。

雖然都不是發生在歐洲,美國出兵阿富汗與伊拉克的反恐戰爭,近年來歐洲各國大大小小的恐攻,直接間接形成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教文明的正面衝撞。而從民生經濟凋敝到反對極權統治,乃至於歐美國家介入,影響所及,利比亞獨裁統治者格達費之死,利比亞陷入內戰,執政30年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從當年受審到前年獲釋,國內政治動盪不安,特別是迄今尚未結束的敘利亞內戰,更造成數百萬計的難民離鄉背井,逃到歐洲各國。

一方面,數百萬難民的安置收容,超過歐洲國家的負荷,引起歐盟成員國家之間的齟齬;另一方面,代表四分之三信徒的遜尼派沙烏地阿拉伯,與代表少數什葉派的伊朗,中東雙強競逐的過程,除了伊斯蘭教派的爭鬥,這是歐美國家和俄羅斯見縫插針,各顯神通的場域。

兩個重大事件都造成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難民透過各種路徑前進歐洲,對於以重視人權著稱於世的歐洲國家,難民的安置收容只是起點。穆斯林在歐洲各國的落地生根,才是讓歐盟國家必須接受政經、社會之外,「不能說出口」的種族文化和宗教信仰,隨著經濟情勢和治安的惡化、特別是一次又一次的恐攻,變成歐洲右派政黨滋生成長的政治溫床。

展望2019年的歐洲大勢,德國、法國,以及英國所扮演「領頭羊」的角色退位,中道「拚經濟」的動能必然因而受到不利的影響;而歐洲議會做為歐盟唯一由民選政治人物組成的機構,5月的選舉將會是觀察歐洲政治形勢的重要指標。令人感到憂慮的是,「反移民」、「反伊斯蘭」、或甚至是「反猶太」的政策口號,將會持續縈繞在歐洲的天空,成為揮之不去的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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