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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數據科技落實跨國數位平權,政府責無旁貸

落實跨國數位平權,政府責無旁貸

數位發展部即將掛牌並展開運作,國人對數位媒體的生態演化和關注程度日益升高,由國內外的三則新聞即可見端倪。第一,全美史上第一次,全美約200家地方報社控告Google和Facebook (已改名為Meta),聲稱兩家公司壟斷數位廣告市場,奪取原本流向當地新聞業者的收入,也損害出版收入;第二,國內學者組成「新聞民主與平台議價論壇」,要求政府單位介入,打破平台與媒體間不透明且不平等的議價情形,並立法向 Google 和Facebook 平台課徵稅款,讓媒體取得合理收入;第三,東森、TVBS、三立新聞等有線電視頻道皆不約而同從4月1日起自YouTube下架。

上述三則新聞訴求的重點,背後原因在於疫情時代,全球廣告支出2020年萎縮後,卻在2021年大幅成長到7,000億美元,數位廣告達4,420億美元,占整體廣告總額62%。其中2021年數位廣告的最大受益者是以廣告收入為主的 Facebook(占98%)與Alphabet(Google與YouTube母公司)(占81%),加總占全球7,000億美元廣告市場的30%左右。

而台灣的現況呢?台灣的數位廣告在2020年達新台幣482.6億元,已經占全體廣告市場的65%以上,2021成長應超過70%的比率,其中約有8成左右(近400億元)是由Facebook和Alphabet這兩大平台巨頭所瓜分,而受傷最重的產業就是新聞媒體。如果網路是一種公共財,若缺乏有效、公平、公正的管理,就會演變成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同時,兩大業者這兩年來多次調整演算法,讓廣告費暴增,台灣很多電商被逼著轉型或是倒閉。但是台灣政府對這兩大數位科技巨頭在廣告市場上的壟斷地位,並沒有採取任何積極的對策。

我們可以從三個「權力論」來探討政府應該出面處理這兩大巨頭所造成的潛在傷害。其一,最嚴重的是「自由認知權」─民眾能看到什麼,不能看到什麼,受到廣告的左右,因為精準行銷及廣告收費溢價會威脅到民主根基。過去民眾有權利自由選擇觀看內容,但進入數位時代,Google和Facebook的平台在後端預先設定好內容,就限制了民眾選擇的權利。

其二,「公平交易權」─要付新聞媒體多少錢,是平台巨頭說了算,是單方面的決定權。目前,Google和Facebook使用新聞媒體內容並沒有付費,而是在掌握使用該媒體新聞所帶來的廣告收益後,再來和新聞媒體分潤,而媒體採取每千次曝光成本(CPM)計價方式,換算成媒體每曝光1,000次,只能獲得新台幣5至10元,台灣的媒體分潤據聞甚至遠低於其他國家。

其三,「計價主導權」─提高廣告費,轉價給廣告客戶。由於80%的數位廣告營收付給了Google和Facebook,使它們可以買更多的技術來「有效」鎖定用戶,結果受創最大的應該是刊登廣告的製造商,尤其是中小企業、微型企業,因為要支付更多的廣告費。

在認知、公平、計價的惡性循環之下,歐美澳洲各國政府紛紛提出霹靂手段來制裁不公平競爭,令人不解的是亞洲各國保持安靜,默默等待制裁的結果,而台灣肯定又是「全球最大受災戶」之一。從情理法分析,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制約這兩大巨頭。我們建議政府可以從下面三方面著手進行。

第一,強化《公平交易法》:去年(2021年)6月30日,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會議決議,將組成任務小組,針對Google和Facebook等數位平台進行產業經營概況調查,但一年將過,結果未出,據聞是在等待數位發展部成立後,再進行細則檢討及公布相關罰則。

第二,設立《著作鄰接權》新法:如果政府對提出反壟斷,猶豫不決,可以參考德國的《著作鄰接權》,Google將付費給德國數家媒體,以使用其網路內容。或許政府除了對廣告收入課徵一般公司稅之外,很多國家也開始針對超額廣告另行加收特別捐,並將廣告稅或廣告收入,部分移轉支持新聞界。

第三,透過NCC研議《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強制議價法》的可行性:去年2月澳洲國會通過立法,媒體可單獨或集體向這兩大跨國科技集團議價、索取新聞授權費,若不可行,則政府將強制協商與強制仲裁。加拿大、美國與歐盟多國也將跟進採取類似手段。

以上三項建議,何種方式更適合台灣,應由政府主管單位審酌國情進行定奪。但在數位發展一日千里的十倍數時代,過於保守和瞻前顧後,將喪失民心及產業競爭力。我們呼籲政府,儘速落實數位平權,以健全媒體產業發展,並贏得人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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