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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諜」與「背叛」的因緣弔詭

源於澳洲、看似與台灣有關的間諜案,雖已被證明純屬烏龍假戲,但成天擔心有人背叛自己的相關部門則是興致勃勃,因著假戲,來個真作,倉卒制訂相關法令;但既要真作,就值得理解間諜與背叛的曲折之處。

首先看因從事間諜工作而造福後世、戰國時韓國的工程師鄭國,當時韓國為阻止秦國東征,派鄭國到秦遊說秦王嬴政鑿渠溉田,以削弱秦實力,使其無力征伐。嬴政採納鄭國建議,命其開鑿渠道。但嬴政察覺這是韓國陰謀,欲殺鄭國,鄭國坦誠自己確是間諜,但渠道若成,於秦有利;嬴政便讓他繼續完成工程,結果鄭國修的渠道,使關中成為富饒之地,秦國更形強大、增添滅六國的力量。

鄭國間諜身份何以暴露,後人不得而知,但當時秦國重用許多六國賢才,舊貴族的富貴機會被剝奪,對六國客卿抱持敵意,敵意氛圍下,鄭國間諜身份自然容易暴露,然而不但沒造成傷害,還貢獻於秦國統一大業。與之對照的是趙國的郭開,受趙幽繆王寵信,當時秦國大將王翦攻趙,趙國則以李牧抗秦,秦軍多次進攻都被擊退、一籌莫展,秦王嬴政決定以重金賄賂郭開,郭開得金萬兩後,便誣陷李牧私通秦國,李牧兵權被奪,新換上的將軍趙蔥擔心才能極高的李牧東山再起,便殺了李牧;但趙蔥完全無法抵擋秦軍攻勢,趙國就此為秦國所滅。趙國與郭開的對照,鮮明展示了原本就不信任的人若是間諜,傷害有限;掌權者的親信若是背叛、成為間諜,禍害無窮。故而掌權者若是要防間諜之害,最該注意的其實是身邊親信的背叛;領導者智愚之別,於此可見。

親信背叛成為間諜傷害極大,弔詭的是,掌權者卻往往傾向檢視非我族類、輕易加之以背叛,尤其是缺乏安全感、以及權力傲慢的掌權者,傾向更強。

明嘉靖初年,首府張璁權勢薰炙,當時未滿三十歲的徐階,在一次關於「應該如何祭祀孔子」的爭議中反對張璁,張璁指責徐階何以背叛他,徐階回答:背叛生於依附,從未依附、何來背叛。張璁事例顯示,背叛一詞之何以羅織,擅用背叛一詞當權者之何以虛妄。

明初的胡惟庸案則可說是集背叛與間諜曲折之大成,胡惟庸為相時專權獨斷、多結羽翼,他想結交開朝名將徐達,徐達婉拒入夥、並上書提醒朱元璋注意胡惟庸,胡惟庸獲知後便想買通徐達的門房誣陷徐達,門房拒絕背叛。之後朱元璋也逐漸感到皇權受到胡惟庸威脅,便先以「擅權植黨」處死胡惟庸;然而朱元璋要處理的並不是胡一人、而是胡黨,故而藤蔓株連上萬人;胡惟庸也曾想籠絡開國第一功臣李善長,李善長以年事已高不置可否,胡惟庸遭處決後,一些官員察覺到朱的心態,上書要求株連李善長,朱元璋表示不忍殺李善長;然而胡惟庸被殺後的十年內,罪狀被不斷升級,從結黨、私通日本、私通蒙古到謀反,朱元璋則遣親信唆使李善長的家奴盧仲謙告發李善長與胡惟庸勾結串通謀反,李善長終於被牽連遭滅門。一連串事例,表明了在重重權力疊層中,背叛一詞的多彩身影:家奴盧仲謙若不背叛李善長、行如間諜,理當必死無疑,況且忠於組織層峰亦為義理一端;胡惟庸想買通間諜、誘人背叛而不可得,自己死後卻落下背叛的罪名;李善長不願也不能背叛,上級說他是背叛,他還是避不開;朱元璋欲以背叛入人於罪、卻還佯做姿態,在一連串事件後,廢了宰相職位,背離了應有的約制事理,讓皇權成為不受約制,餘惡波及至清朝。

是以,背叛之濫用、間諜之誣指,都將成為組織內彼此的攻訐羅織,陷全組織於危機;若真要抓間諜、查背叛,還是從親信開始比較真切。環顧當代企業及各式組織,會出現弊案,豈不大多從親信枉法背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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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憲瑞

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管理暨歷史雙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