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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出於信念,殆矣

圖/Unsplash

強烈的信念,可以成為組織及個人奮鬥的動力,現代企業策略理論也認為信念是可以為組織創造競爭優勢的重要資源。信念具有如此正面功能,然而依據老子「正復為奇、善復為妖」的洞察,事物發展到極致,將演變成為自身的對立面,信念是否也呈現類似的演變,成為殺傷組織的凶器?由於現實世界中,敗者往往無人在意,敗者能清楚知道敗於信念、願意公之於眾,更為罕見,故或可借鑑史例。

客觀而言,信念如果與組織營運要求相違背,會重創組織。元朝的皇位繼承衝突不斷,前任皇帝決定的繼承人選,經常遭遇其他實權者的公開挑戰,其頻率與規模是其他朝代不曾見到,連帶地挫傷了元帝國。

這種擁勢自重的文化,源頭與游牧民族的生產方式密切相關,游牧生產方式需要眾人的合作,有助於建立團結意識,但部落規模就足以因應游牧的生產要求,無須建立大規模科層組織,故而團結在部族之下成為主流信念,元成立之前的蒙古汗也是經由各部族公推產生,有實力的部族都有發聲的權力。

此外,逐水草而居沒有固定的區位,故而不利於大規模科層組織的建立及運作,連帶對於科層中的正式職位內含的權威,缺乏順服感。在蒙古征伐時期,有戰功者自然有權威,與團結、部族、對正式職位的低順服感綜合成的信念相互支持強化;但在征伐消停、王朝建立後,需要的是穩定統一的治理體系,征伐時期的信念,只會讓組織頂層運作混亂直到滅亡。

主觀而言,強烈的信念可以支撐起義無反顧的奮鬥、實現使命,但信念的擁護者,若是自居正義、視異己為仇寇,以信念為攻詰工具,將其他人都推到對立面,加諸於他人的邪惡,再回頭刺激自居正義的張狂,讓人事及政策全面引導至內鬥,折騰組織直到衰亡,信念反成為禍亂。

明萬曆年間,一些守正不阿之士,不甘屈辱於權勢下,集結於東林書院,評議時政、臧否人物,頗受時人推崇,形成東林黨。然而東林黨後續卻發展成與非東林黨對立,彼此攻擊不絕、勢同水火,時起時落,經歷泰昌帝、天啟帝,幾乎將非東林黨人全推到巨宦魏忠賢身邊,鬥爭席捲到稅政、軍事等領域。到崇禎年間,守邊名將熊廷弼及袁崇煥皆受波及而死,然而東林黨人也拿不出有效的治國政策,此害不僅拖累明代覆滅、更延伸至南明小朝廷不得安寧,亂於信念之害可見。

更糟的情況是,信念被編造出以掩護當權者的貪腐作為,宋徽宗性好享樂,宰相蔡京迎合君慾、從《易經》中斷章取義、提出「豐亨豫大」的說法,標榜在豐衣足食(豐)、萬事亨通(亨)的年代,自然要安逸快樂(豫)、大氣大勢(大),這讓尚有顧忌的宋徽宗,全無肆殫地揮霍享樂,耗費民力,終於激起各地起事。蔡京提出的信念,只是宋徽宗享樂行為的荒謬掩護。

信念可以鼓舞人心、灌注動力,但「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會發生嗎?「時代改變」若使得前期主流信念在客觀上無法支持、甚至違逆組織需要的關鍵營運,所生的亂,會在實質運作面威脅組織效率、效能及生存。「爆棚偏執」的信念,在主觀上會異化成排他的正義感,節制與謹慎將不再有,惡意對抗將在各領域蔓延摶升,所生的亂,會在互動面讓人們失去對彼此的基本信任、對抗蔓延升高,組織分崩瓦解可以預期。

當權者的「權錢慾望強烈」,披上信念作掩護,這讓組織望之儼然,重視論述卻行為不堪,取巧作假所生的亂,會在精神面根本將信念當玩物,組織除了毀滅,很難重生。

上例表明,高舉信念的企業、政府、政黨,都應檢視其信念是否經得起時代新營運的考驗、是否成為權鬥工具、是否淪為貪腐的裝飾掩護;亂若源於此,其禍患更強於個別決策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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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憲瑞

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管理暨歷史雙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