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病毒遇到政治,多思多謀和果決果行的選擇

新冠疫情的嚴峻,不僅考驗著歐洲國家醫療照護能量,也隨著病毒的全球擴散,完全不同體制與國情的政府,採取相同、但卻可能缺乏執行力的政策,正凸顯出「當病毒遇到政治」的困境。圖/美聯社

當新冠病毒(COVID-19)傳播到世界各國,各國政府治理能力呈現出來的是,手忙腳亂,力有未逮,鞭長莫及。超越國家疆域的全球化年代,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世界一家,讓病毒的傳播更加迅速,但對於如何防疫及因應對策之研擬,則是眾說紛紜,甚至演變成為政治口水戰。

現代社會,很多政策問題是跨國界、跨科際,從提高農糧生產、促進社會福利、保護環境生態、乃至於因應全球暖化,而推動節能減碳和溫室氣體減量,種種涉及在既有政府體制之內,讓政策能更接地氣的有效運作,已經從「數字會說話;真相只有一個」的技術理性年代,進入到「你看到的事實,真的存在嗎」「後-真相」(post-truth)之年代。

當代醫療照護政策讓全民受惠的,莫過於歐洲國家、特別是英國的全民健保,以及歐陸各國結合社會福利和健康照顧、不一而足的制度設計。由於本世紀20年來,美國境內的流感及其造成的龐大傷亡並沒有停過,但幾次蔓延的病毒從伊波拉病毒到SARS和MERS,歐洲國家基本上都是倖免於難的安全國度。對於政府而言,公共衛生與醫療照護政策的重要性,歐洲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相關的政策場域,畢竟要比美國更重視一體適用的公民權利。

此次擴及歐美國家的疫情大爆發,歐盟國家面對美國對之全面禁航的政治形勢,誠屬前所未見。義大利政府仿效中國大陸封城/鎖國的「魔系」戰法,對於其他歐盟國家與伊朗和中東國家「全境封鎖」的影響,是全面性的政策主流。然而,政策的學習與移植經驗,在中國大陸的政府體制下適用而且看來有效,能否適用於歐洲和中東其他國家,則必須被打一個大問號。

在此期間,英國首相強生呼籲民眾勤洗手、英國政府的科學顧問認為六成民眾感染就自然會產生免疫抗體的「佛系」思維,則被外界強力抨擊。就過去的政治和社會現實來說,歐洲國家應該有比美國更大的醫療照護能量。以1948年全民健保施行典範的英國來說,1999年布萊爾首相就開始重視以證據為基礎(evidence-based)的「循證」決策,特別是倫敦大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合作對象,是位於牛津、以流行病學家考克藍(Cochrane)為名的醫療實證資料機構,依據相關的醫藥健康資訊為基礎所做成的決策與政策設計,也成為各國政策科學研究領域在過去20年的顯學之一。

有鑒於該機構圖書館(Cochrane Library)擁有舉世聞名的醫學資料庫,而英國政府對於此次疫情管控與公共衛生的重大焦點事件之言論,備受國內政界和學界人士揶揄嘲諷,實為對於該非官方組織標榜: 「值得信任的證據,知情的決策,更佳的健康」(trusted evidence, informed decisions, better health)之無知所致。

簡言之,各國醫療體系的制度不同,對於施行25年全民健康保險的台灣來說,針對特定對象的「鎖國防疫」對策,截至目前表現亮眼。但仔細觀之可以得知,在李登輝總統時代、連戰當行政院長,於1995年3月1日施行至今。該政策是很典型社會主義國家的重大政策,「生、病、死」全包的政策,有錢好辦事,但卻也是用納稅人所繳納的稅收堆出來的。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如果要做到全民的風險共同分攤,費用共同分擔,則就少不掉保費的繳納;從開辦時的2,230億,到去年(2019年)突破7,000億的健保總額,在此次防疫期間,發揮各國政府所缺乏的政策執行力。無論是健保卡實名制一系列的相關措施,還是地方藥局可以配合政府做為發放口罩的據點,等於是17年前SARS之後對於迄今施行25年的成果檢驗。但其代價則是,2019年的虧損266億元,2020年虧損更可能突破400億元。

面對全球擴散的病毒,傳統重視政策規劃與方案設計的「多思多謀」,固然對於政府治理能力很重要;但對於政治人物來說,恐怕更重要的是必須即時回應民意需求的「果決果行」。從問題爆發、資訊的研判分析、配套方案擬訂、在不同階段做出必要的決策,最後再付諸施行。這整個過程涉及到的是「人」(人性)和「政治」,所以,並沒有真正的標準答案。

隨著病毒的全球擴散,完全不同體制與國情的政府,採取相同、但卻可能缺乏執行力的政策,正凸顯出「當病毒遇到政治」的困境。在接收來自多元政策資訊的同時,「誰」在「何時」、「如何」將「什麼」落實到最基層,成為標準化的防疫作業流程,是此次防疫成敗的關鍵;而現階段的任何績效,則是整個環節所有醫藥護理人員、被政府徵用物資人力廠商共同努力的成果。面對莫衷一是的病毒資訊與證據,民眾「知情」(informed)的決策制定過程,任何的政策建議都需要更多的溝通傳播,而這才是政府應該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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