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防疫談專業領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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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及哈佛大學推廣教育兼任教授Tom Nicols於2017年出版「專業之死」(The Death of the Expertise)一書,露骨地指出:多年來專業的社會價值有逐年降低情形,一般民眾愈來愈不服氣所謂「專家」。如此繼續埋沒專業價值,對社會進步發展頗為不利。該書最後結論提到:要徹底解決這問題,可能需要發生一個我們尚未能遇見的大災難,或許是一場戰爭,或許是一次經濟崩潰,才會體認專業之重要。

當時作者未能預見何種戰爭,在2020年的今日,新型肺炎病毒狠狠發動了這場全球意外戰爭,同時造成經濟大蕭條。就在此刻,看到專業在各國的角色地位有別,直接影響抗疫成績之高下。

比較台灣與他國的政府防疫決策步調,頗多差異。台灣由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衛福部長領銜,帶領著專業的醫療團隊,每日媒體上線,報告疫情,宣布防疫措施,政府相互合作,民眾各界配合,達到了極佳的防疫成績。

反觀美國,今年11月3日即將總統大選,川普需要媒體舞台,搶著與專業團體拚曝光度,經常越俎代庖隨意發表醫療看法,其注射消毒水看法明顯笑話一樁,竟也有民眾信之效之而送急診。如此政治人物大權在握,卻屢屢大放厥詞,讓美國疫情失控。至於巴西,其總統甚至開除了意見相左的衛生部長,引發近半民眾反彈,疫情、經濟與政治均陷入困境。

醫療人才今日受到重視,民眾對醫生尊崇之情溢於言表。但在疫情發生之前,醫療糾紛不斷,甚至醫護人士曾遭病人家屬動粗,台灣醫療訴訟事件1995年之前每年未達200件,至2009年則超過500件。暫且不論事件起源與是非論斷,醫病關係的不友善氣氛常見。

此情形不只發生在醫生行業,其他專業人士的地位亦日受削弱,包括教授、學者,以及各行各業的佼佼菁英,歐美國家此現象更是常見。社會上的意見領袖常是口才辯給的媒體寵兒,未必是專業人士,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前的辯論,脫歐大將葛夫(Michael Gove)說:「我們這個國家百姓已受夠了專家。」重要時刻,民粹壓倒了專業。

反專業情形的產生,長期原因錯綜複雜。其中一大原由,與貧富不均、職位高低之差別懸殊有關。

社會上各族群有財富、知識、權力、地位差別,有些人士擁有較多資源,經營管道通達順遂。一般基層民眾無力改變此狀,心中充滿怨懟,反對權威,只要獲得優勢者偶有犯錯,讓民眾抓到把柄,便牢牢記上一筆。即使專業者不是造成此不公平現象的始作俑者,也被歸為其中有責的一群。

網路資訊泛濫,更助長此情勢。網路資訊拓展,讓人易於尋得資訊,認為不需倚賴專業,但網路並未保證資訊經過研判,假消息與初淺見解充斥,作者來路不明。收訊者只是囫圇吞棗,未用演譯、歸納來進行深入研究,常是先決定立場再從網路找證據。在民主投票制度下,一人一票,票票等值,若大多意見未經嚴謹檢視,較佳意見在民粹下被淹沒,長期發展堪憂。

專業不是不能挑戰,在眾人挑戰中激起更多元更深入的思考與研究,乃是進步力量。

專業者自身亦須自律,勿因取得專業地位之後便目中無人,偏頗發言失去專業中立之立場;尤其誤判犯錯者,必須檢討改進。

另一方面,倘若社會限縮專業意見的影響力,大多見解停留在淺盤層次,專業的重要性一再被弱化,各種觀念相互拔河,社會前進的步伐便杵在原地拉扯。

專業人士,指具備專業化知識及技能者,其養成須符合科學原理,經過相當時間的學習、訓練與審定。教授資格之取得,須經過學術界嚴格審核。我國某些專業資格須經過考試院國家考試認定,包括醫師、律師、建築師、會計師等。

今年在疫情衝擊下,朝野體認到公共衛生師之重要性,4月23日行政院院會通過公共衛生師法草案,將來可望成為國家考試新增專業考試項目。未來無論社會所需的專業人士結構如何調整,凡考核認證制度均須講求公正性、公平性與公信力,不容打折。至於通過認定者,是否能夠繼續維持其專業實力與形象,則賴專業者的共勉與自律。

時代的洪河,在人類受苦受難中翻滾。於此全球疫情浩劫中,多少課題值得我們重新思慮。靠著醫療專業人士的帶領,我們步步為營共度難關。何時讓專業把舵,何種專業站上檯面,乃是政治的研判。台灣此次所呈現的,是專業的傑出,也是政治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