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恩師李前總統登輝博士

前總統李登輝。圖/本報資料照片

文/李正福 美國羅格斯大學金融與經濟講座教授、數量財務與會計評論」及「亞太金融市場與政策評論」主編

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於7月30日在台北仙逝,享耆壽98歲。聞訊表達最深的哀悼與不捨,並希望師母及家人能節哀。李總統與我的關係亦師亦友,在此追念李總統的知遇之恩。

我和李總統結識於1964年,我是李登輝老師的學生。我就讀台大經濟研究所時,選修李登輝老師「台灣農業經濟政策」的課程。此後56年之中,我們有許多密切的往來。在他的課,我們讀了不少他寫的有關台灣農業政策之文章。當時政府實施糧食局李連春局長的肥料換穀制度,使農民吃了不少虧。李登輝老師極力反對此制度。此外,他並主張台灣農民應想辦法種有經濟價值之香蕉、花卉等農作物外銷到日本、香港等地以換取外匯,政府也採納這主張。從農家出身的我覺得這建議十分有道理,此課的分析方法也奠定了我對政策的瞭解及分析的能力。

1968年5月,李老師榮獲康乃爾大學農經博士學位並返台服務。同年8月,我準備到美國西維吉尼亞大學留學前,到農務會請教李老師留學的經驗及看法。當時師母李曾文惠女士也在場,這是我第一次和師母見面。他問我到美國要學什麼?我告訴他,我要學統計學及計量經濟學。他回答說:多學一些方法及理論是很好的事,不過他也建議我要學一些與管理及政策有關的東西才有機會擔任領導者,而不只是當第二線的技術人員被人管。這些建議對我到美國學習及日後的研究有很大的影響。

1986年的秋天,我應淡江大學張建邦校長及大同工學院林挺生院長之邀回台擔任特別講座教授,副總統李登輝老師在總統府接見我,一見面就說:『蔣經國總統與我談到,已決定解除黨禁。』要我去轉告在美國的同鄉們要有耐心等待此一問題的合理解決。

當時我已經代表伊利諾大學、美國商業部及世界銀行去大陸講學3次,因此,我也藉此機會向李老師報告大陸經濟改革的發展情況,及說明為什麼台灣必須注意將來大陸經濟對台灣可能發生的影響。1987年,李副總統問我台灣開放大陸探親後可能帶來的影響,我回答他因大陸政治不自由、經濟條件差,回去探親的人不太可能留在大陸而不回來。那年台灣起了很大變化:開放大陸探親、廢除戒嚴法,台灣外匯也開始可自由兌換,台灣政治經濟上起了結構性的變化。李老師在此關鍵時刻參與國家經濟政治之重大決策,他經過產、官、學長期歷練後,真是英雄有用武之地。另一方面這也證明蔣經國總統在排除眾議下延聘李登輝先生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台北市市長、台灣省省長及副總統實為最明智的決定。

我每年至少到亞洲講學乙次,每次回台時都到總統府拜見李登輝總統。他常談及美國財經博士大多缺乏政策分析的訓練,建議我在訓練博士學生時多在這方面下功夫。這些建議及教誨更加強了我對政策研究之努力,陸續培養了16位赴美攻讀博士的學生回台灣各大學任教。為不辜負李總統的期望,我終於在1993年春天在羅格斯大學召開了第一屆亞太財經會議,探討亞太地區的商業、經濟與金融問題。那些年,我們談及美國與台灣之間需加強軍事合作的關係、台灣工業升級的必要性。同時,我也告訴他,台灣廠商到大陸投資可能面臨的政治風險。1995年,我建議他以調降準備率的方法因應中共的軍事威脅可能引起的股票金融危機,他立刻考慮我的建議。

李登輝總統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他總統的任內,台灣結束了威權體制、邁向民主轉型,開創今日民主政治的基礎格局,成為亞洲的民主典範。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總統、副總統的公民直選。李登輝總統當選為我國第一位民選總統,就職之後,對大陸經濟政策提出「戒急用忍」的策略,規範「高科技、5000萬美元以上、基礎建設」三類投資,台灣對大陸投資的政治風險終於得到有效的控制。儘管當時多位企業大老如台塑創辦人王永慶先生…等質疑此政策,但假如沒有「戒急用忍」,放任科技大廠出走中國,國內產業恐怕早就被掏空。當年張忠謀先生雖然對「戒急用忍」政策有所批評,但仍選擇配合政策「根留台灣」,延攬大量台灣優秀的科技人才、理工科大學及碩博士生,不斷投入研發,技術持續領先全球,加上美中貿易大戰之下的「去中化」效應,台積電的高階晶片供不應求,美、日等國更力邀前往設廠,近來台積電的股價一路飆升,市值躍居全球第十,帶領台股刷新歷史高點,實為「護國神山」。

1998年2月華航大園空難,中央銀行總裁許遠東先生不幸喪生,當時我在大陸講學回台,到總統府拜見李總統時,極力推薦彭淮南先生接任中央銀行總裁,當時李總統告訴我,他已在兩天前做此決定。彭淮南先生接任央行總裁,至2018年退休為止,受美國《全球金融雜誌》評比最多A級的央行總裁,是唯一一位連續13年評比均為A級者的央行總裁,共累積14度蟬聯A級的成績,因此被臺灣媒體譽為「14A總裁」,由此可見,李總統識人與唯才是用的正確眼光。當時李總統延聘蔡英文女士為國安諮詢委員,並研究兩國論的政策。我個人認為,蔡英文總統有如今的成就,也是受到李總統的提拔與任用。

因為亞洲金融風暴,熱錢向台灣,造成股市急遽波動、房價炒作甚鉅。1998年我到總統府拜見李總統,我們曾經花了很多時間討論如何因應金融市場動盪的情勢,我建議設立「國家安定基金」,李總統很肯定我的建議,要我1999年亞太財金會議邀請美國著名金融學者Michael Brennan來台發表演說,並探討有關處理熱錢的議題。

1999年我在台北圓山飯店舉行第七屆亞太財經會議,李總統親臨大會致詞,他特別強調應付世界短期熱錢流竄的危險性:『這次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生與擴散,對全球經濟造成了極大的影響,也為國際金融理論的發展與機制的運作,帶來啟發性的作用。如何採取有效對策,避免金融危機再次發生,是各國政府必須重視的課題。

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生與部份國家總體經濟呈現過度的投資有關,因此,如何建構符合經濟基本面的金融發展格局,應是值得深思的首要問題。此外,金融自由化所造成的資金流動失控的問題,也是此次金融風暴擴散的主要原因。各國更應找尋適合自身利益與經濟條件的管理方式,建構有效的金融監理制度,重建金融秩序。』

會後,李總統要我與邱正雄部長與彭淮南總裁共同籌畫國安基金。國安基金在隔年成立,至今對於台灣金融市場的穩定發展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李總統鼓勵我多花一點時間研究台灣及亞洲的經濟問題。因此,1993年我發起亞太財經會議與1998年我創辦亞太金融市場與政策雜誌,為了幫助我順利推動這些活動,1999年李總統請邱正雄部長與彭淮南總裁協助我成立「亞太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藉此基金會,我每年召開「亞太地區商業、經濟與財務會議」,並在台灣每年舉辦高層的「金融與經濟政策研討會」。

李總統執政的16年,重要的財金政策,我皆有機會參與並給予建議。1993~1994年間,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一年的講座教授,當時行政院開始推動「亞太營運及金融中心」計劃,使台灣成為區域金融中心,特別邀請我1994年7月回台二個月,與央行副總裁彭淮南先生及經建會副主委薛琦先生一同籌畫此事;在興建高鐵時我也提出建議;2002我在交通大學張俊彥校長邀請之下,設立交大財務金融系所,這一切都有幸領受到李總統不斷地教誨、關心與鼓勵。

李登輝先生擔任副總統4年及總統16年的20年期間,李登輝先生繼任總統,野百合學運之後召開國是會議,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啟動修憲,推動國會全面改選、結束「萬年國會」的運作,總統直接民選,逐步合理化政府體制,使台灣的民主化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台灣很幸運有李登輝總統這樣有才能的人,對台灣政治及經濟的發展做出不可忽視的貢獻,被譽為「台灣民主之父」。謹就與李總統之交往作一回顧,以略報李總統知遇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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