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疫情防治看政治危機管理

圖/Unsplash

究竟是「疫情之所在,政治危機之所在」,還是 「政治危機之所在,就是疫情之所在」。

綜觀當前全球疫情的嚴峻形勢,此次捲土重來的新冠變種病毒,已經讓印度政府誤判疫情,燎原之勢造成變種病毒株擴散到世界各個角落,最直接的受害者,則是堅持要在7月下旬舉辦東京奧運的日本政府。由於這一波的疫情來勢洶洶,就連台灣都無法置身事外。在疫情防治圍堵之際,在513大停電之後的兩天,後續政治效應尚未來得及發酵之時,行政院在5月15日就宣布,台北市和新北市進入第三級的防疫警戒。

新冠疫情的防治,是個涉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複合型問題。前者像是醫學與護理學、流行病學、細菌學、公共衛生學、乃至於藥品和疫苗的產業鏈;而後者則例如:人口的結構與分布、以及相關的數據與統計(性別/年齡/經濟收入/健保病史/職業類型/工作地點/戶籍所在地)。

有鑒於這種多面向的政策「超級難題」,涉及到不同動機與利益、多元的政治行動者,「人與事」、「科學與證據」、「政治與政策」、「中央與地方」,乃至於公共利益和社會價值的衝突,可謂盤根錯節,牽一髮而動全身。也因此,在遇到緊急危難的時候,政策的成功與失敗,只在一線之間;很不幸的,新冠疫毒就屬於這種「就算可以被管理,也無法被控制」的政策難題。

在台北市和新北市進入第三級的防疫警戒之後,比較不為人所注意的就是,中央與地方對於物資分配能力和權力、尤其是疫情資訊的嚴重不對稱。

由於「資源在中央,責任在地方」,問題的核心因而就變成是:「中央政府想要全盤控制,而地方政府只希望、也有能力做到有效管理」。

換言之,府際之間的關係,會不會因為黨籍的差異,而出現「哪一個縣市有沒有疫情,嚴不嚴重、或是有多麼嚴重,我說了算數」的政治爭議?行政院對於不同黨籍的雙北市政府、或相同黨籍的桃園市與基隆市之疫情研判和處置措施,有沒有戴著「政治的眼鏡」,去針對散播全台各縣市的新冠疫情進行診治,提出方案?而只要這點無法釋疑,這個問題就難以解決。

其原因就在於,這其實並不是第一次發生的疫情防治緊急狀態!猶記得今年元旦開放美豬進口,疫情就曾經一度緊張,部立桃園醫院的本土確診個案,逐步向市區擴散。然而在桃園市和高雄市的兩個罷免案於2月6日(周六)陸續結束後,衛福部隨即在隔天(周日)就宣布部桃已經「清零」。相對於這次因為過境飯店諾富特的確診個案,迅速蔓延到外籍與本國籍機師及家人的陸續確診,輿論為之譁然。衛福部、桃園市政府、以及交通部,為了諾富特的管轄權,彼此齟齬,相互卸責,看在國人眼裡,已經嚴重損害到衛福部的指揮威信。此時,雪上加霜的513大停電,更是引爆處於缺水陰霾民怨的導火線,而在缺水和無預警停電之後,接著發生的就是這次、形同「半封城」或「封城前置狀況」的第三級防疫警戒。

從政治危機處理的觀點而言,衛福部截至發布警戒為止,由上而下的「長臂管轄」,已經因為中央政府和雙北市府的感同身受之溫度不同、以及危機管理的決心與能量高低,乃至於要針對雙北、或是北北基桃,進行區域性的升級警戒措施,都存在明顯的歧見。

當前已經進入全民防疫的階段,不分黨派、將「政治放兩邊,疫情擺中間」,已經成為全體國人的共識。再從科學的角度觀之,「因地制宜,因時制宜」,行政院主其事者的思維,應該要有「實用主義者」(pragmatist)政治危機處理的思維、態度、方式,讓下情能夠上達,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學者專家和決策官員,和各縣市第一線的基層醫護人員,彼此之間審慎思辨的專業溝通,是共同防治疫情擴散的必要積極作為。在基本的行政指導與政策建議之下,允許地方首長就各縣市疫情的發展,提出自己的處理措施。中央政府應該做、最重要的兩件事情,一個是疫情發展的公開透明、以及訊息的分享,另一個是由行政院長蘇貞昌親自坐鎮,無差別的與地方政府分享資訊、並提供必要的資源。

人性和政治,容易發生在瘟疫蔓延之時。對於防治疫情而言,政治上的決策制定和措施的宣示,雖然很容易,但由中央貫徹到地方的執行能力,才是難以成功、或甚至無法成功的主因。面對當前疫情的反撲,政府責無旁貸;接下來的疫苗取得與分配、邁向全民接種和群體免疫,才是做好疫情防治、解決政治危機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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