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議大陸嚴格監管的衝擊與共同富裕的機運

大陸整頓補教企業,提出「雙減政策」,減少學生作業負擔、減少校外培訓負擔。圖/中新社
大陸整頓補教企業,提出「雙減政策」,減少學生作業負擔、減少校外培訓負擔。圖/中新社

北京政府一連串對互聯網、補教業、娛樂業等的嚴格監管措施,堪稱驚天動地,台灣媒體報導與評論,大多聚焦在「打擊」的震撼,不過,如果深究政策調整的結構性必然,可以看出北京當局在慶祝共產黨建黨100周年的歷史時刻,正嘗試正面面對歷史積累的問題,深刻總結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積極提出修正與改革的方案,目標則是朝向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前進。「大破」的過程固然顛簸,但是「大立」的企圖心則絲毫未曾打折,台灣朝野與民間企業或許應該以更高的角度來觀察大陸政策的變局,甚至從中借鏡來反思台灣社會各層面的應興應革。
 

首先,8月17日由習近平主持的中央財經委員會議,正式提出「共同富裕」的新目標,會議總結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的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這個論述其實符合世界各國政府執政的核心價值,主因在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現象成為人類經濟發展最大的病灶,即使是在高舉自由經濟大旗的美國,民選議員當中「左派」的政治領袖人數與聲浪大增,甚至主張無限制增加財政赤字來滿足社會福利支出,政府提升對工薪大眾的照顧與服務,成為執政黨施政無可逃避的主軸。
 

不論是美國或是歐洲各國的政府,政策「左轉」是共同的方向,增加對富有階層者的課稅,阻斷跨國企業藉著免稅天堂逃避企業所得稅的漏洞,由美國財政部長葉倫與G7國家主推的15%「全球最低企業稅」(Global Minimum Tax, GMT),不只成為G20工業國的共識,更獲得全球130個國家共同推動的承諾,同時,對如脫韁野馬的互聯網巨頭的強化監管、反壟斷戰爭也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使用更強的政府監管來達成財富平均的社會目標,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共識。
 

大陸從1978年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主張,至今已經持續超過40年,而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之後的20年,一方面大陸企業快速加入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世界級的企業,但是大陸企業在創造利潤的同時,將華爾街的資本運作運用到極限,的確也造成以資本運作為最終目標,在「股票上市」瞬間爆富的磁吸效應下,扭曲了企業創造就業、平均分配財富的目標,對於資本運作過度的運用,也到了必須反思並且調整的時候。
 

過去幾個月對於補教業的整飭,無疑是過度資本運作最佳的範例,包括台灣在內的各國政府,大多堅持教育必須是非營利事業的底線,相較之下,中國大陸的教育機構,吸收了所謂VIE企業股票上市架構,將中小學甚至大學的補習教育獲利極大化,把數以億計的學生轉化成上市公司的營收與EPS,海外上市的民營補習班為國外股東創造了數以兆元計的投資獲利,而國內的學生與家長則面臨極為昂貴的教育負擔。
 

中國大陸教育部所屬的中國教育30論壇早在2018年就提出警告,新興城市中產階級家庭的家長,每年平均必須支付12萬元人民幣(超過新台幣50萬元)的體制外補習費用,而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更高達30萬元人民幣,已經遠遠超過一般工薪家庭一年收入,這個結果必然造成下個世代更嚴重的貧富不均,而壓榨國內中產階級家庭,為少數國外股東創造利益的模式,當然也到了必須矯正的臨界點了。
 

大陸教育部提出《關於進一步實踐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責任和校外培訓負擔責任的意見》(簡稱「雙減政策」,減少學生作業負擔、減少校外培訓負擔)固然對海外上市的補習班企業帶來毀滅性的打擊,甚至引發數以十萬計的從業人員失業,長期而言卻是勇敢面對教育扭曲現象,應興應革的政策。
 

同樣的改革也在各個產業快速進行,例如醫療與製藥產業,因為較晚受到資本運作的衝擊,國務院過去五年對中國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兩項制度整合,如今職工醫保對於住院費用支付比例達到80%,居民醫保也達到七成,居民個人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例,由2010年的35.29%降至2019年的28.36%。加上對於本土製藥產業的扶植,大陸醫療體系有錢判生、無錢判死的困境已經獲得大幅改善。
 

習近平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政策,無疑是鄧小平改革開放至今,40餘年來最重要的社會革新,時機則是在建黨100年之後的另一個新起點,遭到改革的對象固然必須承受重大的損失,改革成敗關鍵在中國社會是否有足夠的縱深承受改革風險,並且將改革的動能轉向,成為正在積極發展的高品質、高附加價值產業的助力,達成北京政府揭櫫「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標。
 

台灣一向自詡最了解中國政治經濟發展,面對習近平歷史性的改革,我們如果能夠以更具高度的視野來了解中國社會發展的困境與改革動機,不只對台灣社會本身能夠帶來深度的反思,甚至還能掌握到中國轉型的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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