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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再起下 論政府對醫療體系的投資

文/謝啟瑞 逢甲大學商學院財稅學系特約講座

本土疫情再起,每日確診人數已近3萬人大關,日前台北市長喊出不排除「軟性封城」。柯市長表示,要不要軟封城取決於病床數夠不夠。如果醫療體系扛得住,「就盡量不做限制、這次衝過去」。所以問題的重點,是我們的醫療體系能不能承受這波疫情的衝擊?

自從2020年初疫情爆發以來,全球各地因疫情讓醫療體系幾近崩潰的例子時有所聞。有些國家醫療體系扛得住,有些就完全崩潰。這種不同國家醫療體系面對疫情衝擊的韌性差異,是解釋各國新冠疫情死亡率差異的重要原因。台灣的醫療體系在2020年挺過去了。去年五月疫情爆發初期讓醫療體系一陣慌亂之後,最後也挺過去了。那今年呢?

答案是我不知道,就看疫情後續的發展而定。但可以確定的是,情勢不是那麼樂觀,今年台灣醫療體系會因疫情衝擊而接近崩潰的機會很高。個人不表樂觀的原因,是因我們過去對醫療體系的投資太少了。

一般衡量一個國家對醫療體系投資的重視程度,就是以一個國家整體國民醫療保健支出佔GDP比重的大小來看。這個比例在英國,德國,法國與日本等高所得國家皆早已超過10%,韓國也超過8%,而台灣還停留在6字頭,近年來一直在6.5%上下波動。這個水準連南非巴西都不如。

台灣為什麼長期以來對醫療體系的投資嚴重不足?這究竟是何以致之,熟令致之?我個人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決策者主觀認知的錯誤,另外一個是客觀的法令限制所造成。

就決策者認知錯誤來看,是因為各國醫療體系長期皆面臨醫療支出快速成長的壓力,所以很長一段時間決策者的政策目標皆聚焦在費用控制。長期下來,很多決策者的政策惰性就慢慢形成一種思維,認為多花錢在醫療體系上是一種資源分配上的累贅,費用控制或省錢才是王道。

但2008年金融危機後,世衛組織歐洲分會的會員國聚集在愛沙尼亞首都塔林開會,討論醫療體系與健康及經濟成長的互動影響,會後得到一個共識,認為政府花在醫療體系的經費不是一種累贅,而是一種投資。在這種醫療政策新思維之下,各國紛紛加大對醫療體系的投資。反觀台灣因為長期被排除在世衛組織之外,各項健保政策未跟上世衛組織所提倡的「醫療支出是一種投資」的新思潮,仍然停留在醫療費用控制的舊思維,處處以省錢為著眼。

再就現有法令的限制來看,健保法的很多規定限制了健保財源多元化的機會,讓台灣的醫療投資被限制在健保經費的框架下。事實上,健保醫療支出並不等於一個國家的國民醫療保健支出。這就像要辦好教育,並不能只靠學生繳的學費一樣,政府也要做很多投資。在保費之外,政府還有很多管道可以加大醫療體系的投資。其中一個長期被政府部門忽略的就是透過一般稅收,將更多的資源投入醫療體系。
 台灣在健保實施初期,公部門占醫療體系的經費超過三分之二,但在健保實施快要三十年的今天,這個比率不升反降,只剩下六成左右,形成健保制度卡住台灣醫療體系投資的不合理現象。這個制度架構在疫情爆發前,還看不出它的致命缺陷,但在疫情一波比一波兇猛的今天,公部門對醫療體系的投資長期偏低,就會成為讓台灣醫療體系無法扛住疫情衝擊的罪魁禍首。

最近幾年來,中國武統台灣的威脅日增,政府不斷加大國防投資的力道,最近還通過一項軍購特別預算。面對來勢洶洶的第三波疫情,我們對醫療體系應該見賢思齊,也應該要透過特別預算,增加對醫療體系的投資,讓在與病毒作戰的前線醫護人員,要錢有錢,要人有人。我們現在對前線醫護人員的感謝,不能只是停留在寫卡片或幫他們買便當,而是必須有更實際的投資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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