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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鬼混20年之問題癥結在政治

台灣目前所需要的是多談經濟、緩和政治對立。圖為民眾上街購物。圖:本報資料照片

韓國瑜在去年的九合一選舉,以「多談經濟、少談政治」,以及挽救高雄經濟為訴求,成功翻轉了高雄的政局,也喚起了國人對台灣經濟的重視。在2月中旬的一場論壇上,韓國瑜且直言批評台灣經濟已「整整鬼混20多年,完全沒進步」。由於這句話講得很重,故隨即引起各界激烈的辯駁。一個較適切的說法,可能是:政治人物與國人在過去20多年,「過於熱衷政治,阻卻了投資,經濟表現因而失色」。

經濟成長表現欠佳

台灣近20年經濟表現欠佳,可由最具總體代表意義的經濟成長率觀察。台灣在1952-79與80年代(1980-89)曾分別創下年平均9.87%與8.48%之佳績,被全球視為經濟發展的楷模,但隨後自90年代起逐漸下滑,90年代降至6.63%,2000-09與2010-18之年平均值更進一步分別降為3.80%與3.43%。自2012以來,除了2014,台灣的經濟成長率都低於全球平均成長率。又照理先進國家的經濟已趨成熟,成長率通常會較低,但令人汗顏的是:台灣在2014與2015的成長率0.81%與1.51%,不僅落後全球平均值1個百分點以上,還低於先進國家的平均值2.3%與1.7%。

國人與外來投資不振是關鍵之一

導致台灣經濟成長減速的關鍵因素之一,為國內投資之萎縮。從生產面言,經濟成長與就業的創造必須以國內資本形成,也就是固定資本投資為基礎。台灣的固定投資毛額占GDP比例自2000年以來,雖然只由26.30%降至2018年的20.99%,下滑幅度有限,但是近二十幾年來偏重於資本密集產業(尤其是ICT產業)之發展方式,使固定資本消耗(也就是資本折舊)占GDP比例大幅上升,以致於扣除折舊後,真正能成為可帶動經濟成長與就業的固定投資淨額,其占GDP比例由2000年的14.25%快速下降為2010年的7.26%,再逐漸降至2017年的4.78%與2018年的4.99%。此一比例的下滑,不利於台灣生產能量的擴充,故而經濟成長率隨之減速。

國內的資本形成,除了主要仰賴國內企業與政府的固定投資,另可由外來直接投資得到挹注。遺憾的是,這三十年來,除了2006、2007與2016這三年,台灣所吸引的外來直接投資淨額(流入減去流出)都在50億美元以下,有一些年度在全球的排名近乎墊底。更值得國人警惕的是,與「外人來台直接投資者寡」相對應的,還有「國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者眾」,以致國際收支帳上的直接投資淨額長期呈現赤字(即國人對外直接投資超過外人來台直接投資),只有2006年是唯一的例外。

企業家以追求利潤為天職。又在全球化下,資金無國界,跨國投資為常態。由於直接投資與固定投資多屬長期性投資,故企業家在投資選址時,對包括經營環境、政府政策的可預測性與政治的穩定性等等在內的投資環境必定極為重視,能保障其在投資存續期間可獲較高利潤者方會雀屏中選。這一、二十年來,國內投資率下滑、國人熱衷於對外直接投資,以及外資對來台直接投資興趣缺缺,這些現象背後隱含的,若非國內投資環境趨於惡化,就是國內外企業家多認為在台灣投資發展的前景劣於外國。

政治氛圍亟待改善

檢討台灣投資環境欠佳的主因,癥結應是在非經濟因素,尤其是政治氛圍。三十年來,台灣各政黨、政治人物與許多國民熱衷於討論政治議題、參加政治活動,但社會上又欠缺協調、整合不同意見、消彌爭議、形成共識的有效機制,以致全國長期陷入藍綠對抗、統獨爭議等對立內耗,不僅導致行政與立法部門的決策效能不彰、財經政策方向難以確定,國內政局與兩岸關係亦不穩定。影響所及,國人投資、外來直接投資,以及台灣經濟的前進動能也都成了陪葬。

韓國瑜在去年所激起的韓流現象,其所反映的,無可否認相當程度是許多選民對台灣經濟與自身家計民生長期未獲改善所積蓄之民怨的發抒與反彈。

的確,台灣目前所需要的是多談經濟、緩和政治對立。2020年的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即將啟動,期待韓流所顯示選民對改善家計民生的熱烈期盼能持續發酵、升溫,逼使各政黨的總統與立委候選人同打經濟牌,多在如何拚經濟、如何提高國民的經濟福祉等議題上提出政見與策略、相互競爭。至於在選戰中對政治議題的交鋒,各候選人若能多提出如何化解藍綠與族群對抗,以及統獨爭議,俾改善國內政治氛圍的政見,更是國家之福;否則也只能期盼選民對在選戰中繼續激化分歧對立、破壞國內和諧與團結的政黨與候選人,一致以選票予以唾棄。

不計毀譽與所言是否起作用,本著對台灣社會的關懷,以及學者的良知,言所當言,寫所當寫,但求無愧於心與社會。

許嘉棟

東吳大學辜濂松先生紀念講座教授、財政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