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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產業發展尚有多重障礙待克服

圖:本報資料照片

雖然從大陸參訪返台後,引發民進黨政府說他「賣台」的軒然大波,但連續兩個月出訪星馬和大陸南方四城市,高雄市長韓國瑜正以具體行動,實踐「南南合作」的競選政見。「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對「窮而有志」的韓國瑜市長而言,必須更重視的是高雄本身的現有條件,「面向南方」訂定階段性發展目標,透過城市交流合作,邁向重振高雄經濟之路。

事實上,無論是「推銷地方」(selling places)或「行銷地方」(marketing places),還是「地方促銷」(place promotion)或「城市行銷」(city marketing),原意都是為了要吸引外來的企業投資和觀光消費。高雄市過去十多年來,外表光鮮亮麗的城市建築與演藝廳院所展現出來的城市風貌,並不能掩飾地方經濟動能不足,本土產業發展停滯不前的窘境。韓國瑜市長唯有找到新角色和新方法,才可能振興地方經濟,而其中,「都市治理的企業家精神模式」(entrepreneurial modes of urban governance),以及「STP」(區隔─標的群體─定位)的城市行銷策略,就是成敗關鍵之所在。

首先,高雄市如果要建立、並成為一個富有企業家精神的城市(entrepreneurial city),就必須面對全球化浪潮所帶來的兩個負面效應。

在「意識型態的效果」(ideological effects)方面,政府從1990年代以來就致力於鬆綁人流、金流、物流的限制,推動服務業自由化,但對於要如何定義兩岸經貿往來,或甚至只是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合作交流,仍屬於政治的範疇,而這也是「南南合作」所必須面臨最大的挑戰。民進黨政府擔心的是,兩岸城市經貿往來的過程所失去的自我認同和國家主權,而韓國瑜市長著重的則是師法新加坡和香港,以顧客為導向的「服務型」政府,讓市政府做為企業經商投資的「靠山」。

而另一方面,必須注意的是「社會退化的影響」(social regressive consequences),從韓市長在3月份提出「經貿特區」概念,在引進企業投資設廠的同時,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和資源分配,如果著重並確保旗艦型的地方發展(high-profile flagship developments),則原本在經濟上和社會上的不公平現象,就更可能被忽視。對於這點,韓國瑜市長就任以來一直強調「右手拚經濟,左手照顧弱勢」的「兩個拳頭論」,似乎早就對此有所警惕。

再者,傳統行銷學所謂的「STP」: 「區隔」(segmentation)、「標的群體」(targeting)、以及「定位」(positioning),針對不同標的群體採行不同行銷策略。

「南南合作」的城市交流合作,「向南方取經」參訪不同的對象,就不同的產業訂定發展目標,說起來很容易,做起來卻有兩個層面必須加以檢視。一方面,高雄市如何定位自己;另一方面,港澳深圳或新加坡的成功經驗,是否可以在高雄複製。簡言之,高雄市的「自我定位」才是重要的問題。

就前者而言,「海洋首都」或「台灣良港,首數高雄」,高雄港做為台灣之最,固然沒有疑義,但是1970年代「十大建設」以來,同時也是台灣最重要的「重工業城市」,如何轉型、在四年或八年期間如何循序漸進,乃至於會同中央政府做更宏觀的「總合型」政策規劃,考驗著韓市長的政治智慧。例如,為了要「人進得來」,高雄市需要一個能夠讓波音747起降的機場,台灣港務公司如何配合高雄港市的郵輪產業發展,抑或是「賽馬場」需要用到經濟部中油公司的土地,都攸關城市轉型的成敗,中央政府的掣肘,將是高雄市府不可承受之重。

至於後者,是一個更嚴肅的問題,「他山之石,(真的)可以攻錯」嗎? 深圳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經濟櫥窗,新加坡和香港都有各自獨特的地理位置,以及英國殖民地的共同歷史記憶,而澳門發展出來的博弈產業,則是源於「小而美」的地方特性。「沒有圍牆,只有道路」、「交朋友,做生意」的發展思維固然是成功的要件,然而,新加坡的成功經驗是在已故前總理李光耀強人政治之下所締結而成,香港在1997年從英國回歸、澳門在1999年從葡萄牙回歸中國大陸後,都是以特區的形式延續至今。而與此不同的則是,深圳是1980年最早一批的經濟特區之一;無論是新加坡長期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或是中國大陸,也都是在政治穩定的前提下,高速發展出令人稱羡的經濟。

綜合以上分析,未來高雄市產業經濟的振興與產業動能的挹注,其所面對最大的障礙,並不是進退有據的城市行銷策略,也不是都市治理的企業家精神,而是自我的定位和政治的穩定。「窮而有志」的高雄市,城市和產業的進一步發展能否成功,仍有很多障礙必須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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