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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調整法制化更勝開支票

隨著年底地方選舉來臨,超過千萬選票的勞工動向再度成為左右朝野政黨勝選之關鍵。最近蔡總統在出席「全國產業工會會員代表大會」致詞時表示,政府計畫希望每年能夠調高基本工資,加上國內通膨日益嚴重,將會「排除萬難」提高基本工資,讓今年即將召開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議」,更是隱含頗濃厚之政治意涵。

無庸置疑,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產業供應受阻及俄烏戰爭等外在因素影響,造成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不斷上揚,去年8月迄今連續10個月年增率突破2%通膨警戒值,尤其今年3月以來連續3個月超過3%,在年底前恐難重返通膨警戒值之內,在此將可以預期,明年此一落實蔡總統競選承諾的基本工資有相當幅度之調高。

依據現行「基本工資審議辦法」,每年勞動部將會按照往例,邀集勞、資、政、學各界代表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議」,同時衡酌經濟成長率、就業狀況、家庭收支調查統計、各行各業勞工工資、國民所得、消費者物價指數、躉售物價指數等多項指標變化進行諮商,若同意調整,則彙整建議方案,經陳報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然而,從近年以來調整基本工資審議的狀況加以觀察,每次審議過程始終呈現勞資雙方各說各話、南轅北轍僵局,陷入雙方皆不滿意糾葛。雖最後勞資雙方在斡旋下勉強達成調整基本工資共識,但並未化解彼此所存在的爭議。如果歸納勞資雙方糾葛癥結可以發現,其實仍聚焦於缺乏客觀調整公式,以及未能合理分配經濟成長果實。

先從調整基本工資公式來說,自從民國45年透過行政命令訂定基本工資之後,雖歷次審議委員會議皆按上述指標變化,透過勞、資、政、學諮商研擬調整幅度方案;但難以理解的是,迄今勞動部並未針對這些指標彼此關聯、權重多寡等,利用計算訂定較為客觀調整公式,同時配合勞動情勢與時俱進加以修正,導致迄今始終無法以合理的數據說服資方。

再就分配經濟成長果實而言,勞方認為依據主計總處GDP構成分配統計顯示,除生產及進口稅賦淨額、固定資本消耗外,受僱人員報酬佔比從1992年51.06%逐年下降至2019年46.03%;相對企業盈餘佔比從29.49%提高到32.33%。再者,若從國際比較,以2019年為實例,僅有超過新加坡40.1%及南韓45.7%,不及英國49.5%、加拿大50.9%、法國51.0%、日本51.4%、德國53.3%、美國53.4%,無疑說明受僱人員並未隨著經濟成長合理獲致分配果實。不過,資方認為面對日益競爭國際環境,必須保留資金厚植競爭條件,始能持續創造企業盈餘。

在此同時,回顧勞動部為了落實蔡總統所倡議的訂定「最低工資法」政見,雖2018年11月劍及履及公布「最低工資法草案」;但因為涉及勞資雙方利害關係,在共識難求狀況下,使得草案提出超過三年,迄今尚未通過行政院審議,遑論正式送請立法院進行審議完成立法程序,無疑讓勞工權益保障陷入好事多磨的焦慮,更是讓勞動主管單位肩負沉重之壓力。

隨著年底地方選舉來臨,我們希望政府別再採取政治操作,以「恩給」的作法調整基本工資,而是因應未來產業環境急劇變化,勢必迫使就業型態大幅轉型之下,期待「最低工資法」能夠加速進行審議,同時訂定較合理的計算公式,透過「法制化」加以落實,讓「最低工資法」成為今後基本工資制度性及常態性調整的依據,如此始能讓弱勢勞工之權益獲致保障。

再者,與其每年勞資雙方陷入爭議糾葛,必須注意未來在「最低工資法」中所配置的專家學者審議委員人選,則由勞動部和經濟部分別推薦,以示合理,避免淪為悠悠之口。此外,在議案審議程序上,如果勞資雙方無法達成共識,並非採取直接表決,而是「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同時持續召開審議,力求周延」,以示公正,減少勞資雙方陷入歧見。

整體觀察,訂定「最低工資法」不但兌現蔡總統所提出的支票,而且讓基本工資的調整,落實「法制化」,同時讓經濟和勞動兩個部門背後分別承受工商團體與勞工的「民意」壓力,藉此獲致舒緩。畢竟,基本工資制度良好與否,除了涉及保障勞工基本權益之外,更是創造勞資和諧關係,提高民間消費,進而促進社會安定最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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