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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資源的錯置 斲喪了產業競爭力

圖/本報資料照片

據報載,日前中美晶董事長盧明光、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友嘉集團總裁朱志洋、漢民科技副董事長許金榮等四位產業大老向政府提出警訊,政府不應持續縮減經濟部技術處的科技預算,否則不利業者國際競爭及布局全球市場。

我們深有同感,因為在中美貿易戰後,大陸在美方逼近下,自主研發比重勢必提高,對台灣科技產業將是短多長空,必須投資更多研發,才能因應。其次,時下正值台商回流,政府如能投入較多研發費用,使台商回流鏈結外商人才、資金、資本,打造台灣成為「亞太研發重鎮」,將是台灣經濟脫胎換骨的關鍵。另一方面,在5G、AI、大數據領域上的研究,各國均組成國家隊進行競爭,台灣不能輸在起跑點,研發將是致勝的關鍵。

而攸關產業競爭力至鉅的研發投入,莫過於經濟部的科技專案預算。近幾年的科技預算每年一千億元左右,此一預算分配至各部會的比例相當固定,以2018年為例,科技部占30~40%,中研院占了12%,而經濟部只占了28%。以計畫屬性觀之,約有三成投入基礎的學術研究,七成投入產業相關的應用科技配置,而實際投入支援產業發展的投入微乎其微。此一頭重腳輕的科技資源配置,科技下游的產業發展,取得的科技資源有如杯水車薪,自然影響產業的競爭力。

我們秉持的理由如下:第一,科技下游的應用、試產研發經費大,但投入的資源反而較少,和國際普遍的資源配置不盡相符:一般言,科技上游的基礎、探索性研究不確定性高,其成果兌現時間長,故各國投入資源均較少(如10~20%),反之中游的應用研究、下游的發展研究,其研發設計、試量產前之研發及行銷研究應配置較多資源。而台灣則恰恰相反,投入產出效率自然不佳,因而也反噬產業的競爭力。

第二,台灣產學合作一向不佳,卻配置較多科技資源在大學、中研院,損及研發投入產出效率及企業競爭力:美國的產學互動,尤其在電子資訊、生技領域上,產業界和學術界人才的交流,甚至產業界也將研發中心設置於大學之內,學術老師在研發時,也把專利、商品化納入研發流程、設計的規劃,故學術界研發有六到七成可商品化,日本則次之、韓國再次之。

而台灣的學校教授以取得科技部的科研計畫為主(經濟部為輔),研發目的在於發表學術論文、申請專利,其產品真正能夠商品化的機率不到10%。以如此低的商品化的研發效率,卻握有絕大多數比例的科技經費,難怪研發投入產出績效不佳,也使台灣產業的升級轉型速度嚴重落後。

第三,部會的科技投入以投入面的績效(如專利件數、人才培訓、衍生公司家數)為主,績效影響方面則以產品上市效益為主,缺乏和總體經濟變數(如創造就業人口、增加投資金額,對產業競爭力、出口比率的貢獻等)進行連結,致民眾對科技的投入無感。尤其是科技的投入均有遞延效果,當期的研發投入需要二到三年才能呈現效益,生技領域更須八到十年才能開展效益。如此,科技投入和產出KPI缺乏掛鉤下,績效的展現只能以前期的產出充數,而非代表本期的產出效益。因此,政府亟須保留5~10%,做為接受補助廠商後續開發新產品、技術,所產生的效益。否則,目前KPI的代表性不足。

第四,KPI以短線思考,缺乏長線效益的思考:目前各部會均以追求短線KPI,早期投入亮點計畫,尤其是可以討好年青人的創業,討好地方的創生計畫。據聞,統計台灣的部會、局處,已有二十幾個和創業相關的計畫,重覆投資,卻缺乏一套上中下游生態系配套的完整設計,各自較勁,效果也大打折扣。

展望政策,對科技資源的配置,我們的建議如下:

第一,科技資源的配置應更審慎,並根據其投入產出效率而配置:當前科技資源的投資以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為重,反之,產業迫切需要的技術發展研發,反而配置較少資源,呈現頭重腳輕,嚴重影響產業及出口競爭力。因此,調整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發展的研究配置,必須正視。

第二,科技資源上中下游應明確分工:基礎研究歸中央研究院、科技部,應用研究與技術研發則歸經濟部執行,如缺乏明確分工,績效、KPI不明,也將影響研發效率,以及台灣的產業競爭力。

第三,研究計畫應配置10%左右預算,做後續效益的追蹤、管考,而非做做樣子、虛應故事,以前期而投入、產出,充當當期的產出,而忽視了科研投入的遞延效果。

第四,加強產學合作:學校老師以專利申請、論文發表為主,產學合作不佳。因此必須結合學校(技術團隊)、具創業經驗業師、天使基金,以及專業經理人,明確分工、各司其職,才能落實產學合作效益,並加速技術的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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